土司之間的爭斗是極為殘酷的。
朱祁鈺也是聽冉思娘說起了過往才知道，貴州土司之間的爭斗，如同軍閥亂戰一樣，用李賓言的六等秩論，貴州土司之亂，就是二等秩軍頭共主。
冉思娘他們家這支分支世代行醫，名望在云貴黔很高。
但是不擅長作戰的他們，很快就被播州楊氏所吞并，土司沖突中，冉思娘的父母和冉思娘走失了。
這種走失，冉思娘的父母，極大的可能是已經死在了山澗之中。
冉思娘說起的時候，并沒有多少悲傷的情緒，因為在那里，每天都在死人，死亡甚至算得上解脫。
或者說，已經過了那個痛不欲生的時刻，她已經學會了接受。
朱祁鈺并沒有逼迫冉思娘立刻結束手中之事，而且朱祁鈺也不打算讓冉思娘結束。
講醫堂現在有了女醫倌，慢慢來便是。
左鼎、練綱兩個人的致仕奏疏遞了上來，王直依舊在極力留住這兩個人，為他們求情，貼條的理由依舊是左鼎手、練綱口。
尤其是左鼎的心狠手辣，是王直最欣賞的一個點，他依舊希望左鼎能夠留下來，作為反貪抓腐的鷹犬。
低薪滋生腐敗，高薪不能養廉。
治理腐敗，就得重拳出擊。
大明不再默認貪腐，提高官員待遇的同時，就是高壓反腐。
這種反腐烈度，必然需要左鼎這樣的人。
王直的意思很明確，這么放了左鼎，那不是浪費了國朝科舉浪費的人力物力財力了嗎？讓他戴罪立功。
朱祁鈺不喜歡這兩個人，他親自教諭，告訴他們不要亂來，依舊要在奉天殿彈劾王直，若非胡濙留了一手，把劉吉拉回京師，來了個牽連擴大化，左鼎和練綱幾乎就要成功了。
王直求情，朱祁鈺又也不能不理。
“送到李賢手下反腐抓貪吧，正好南衙一左一右。”朱祁鈺想到了一個主意，既然要戴罪立功，外放為官，送去南衙，無疑是個很好的選擇。
南衙十四府，現在被拆分之后，依舊不太忠誠，朱祁鈺決定送兩個酷吏過去。
左鼎、練綱到底是徒有虛名，還是真才實干，扔到南衙鍛煉個一年半載，就徹底清楚了，反腐抓貪，去南衙，正正好。
很快邸報就開始刊發，而萬言書再次引發了劇烈的討論。
公車府詣闕上書作為一種制度，歷經漢唐近千年的發展而逐漸完備。
從統治者出于權力的彰顯和證明王權正統性角度講，天子與百姓的溝通是天人合一、圣人掌神器的治國理念的體現，是天子與諸多階級溝通關聯的重要紐帶。
千年來，天子不斷加強與百姓的溝通，如唐時四色匭的設置與不斷完善，既是皇帝為鞏固其地位作出努力，也是吏民實現自己某種意愿、訴求的重要方式。
公車上書，常出現在對前朝經驗教訓的吸取時，或是當下統治形勢不穩時。
大明經歷了土木堡之變，又開始小心翼翼試探調頭的時候，公車詣闕，上書正君道臣義，就變成了一種眾望所歸。
這種廣泛的討論，對于朱祁鈺而言，是樂見其成。
總結利弊得失，調整政策方向，改變大明的局勢。
什么時候這種自我糾正的能力，就會消失呢？
在黨禍盈天的時候。
黨禍盈天的時候，朝臣們會圍繞著兩個似是而非的目標，為了自己的利益，開始無論對錯的攻訐。
亡國四禍，君出、虜入、播遷、黨禍。
比如北宋末年，兩個皇帝被抓走了，泥馬南渡，南宋朝廷，依舊在主戰、主和之間，反復的橫跳。
比如明朝末年，崇禎自殺，南明朝中，就是黨禍盈天。
這段因為李賓言在南衙抓捕奸商而起的公車詣闕，在《諫治國君道臣義疏》邸報刊發之后，終于落下了帷幕。
朱祁鈺對結果非常滿意，事情并沒有因為一些既得利益者的私欲，變得更加糟糕，畢竟大明朝此時并未有黨禍。
為什么沒有黨禍呢？因為于謙作為執牛耳者，壓根不想挑起黨禍，架空皇帝。
于謙手里拿著本奏疏，滿是笑意的走進了聚賢閣，走到了一樓的御書房，行禮說道：“臣參見陛下。”
“免禮，坐。”朱祁鈺放下了手中的一封奏疏，笑著說道：“于少保今日不研究西域了？”
于謙笑著說道：“陛下容稟，臣為襄王利柄輕重論而來。”
朱祁鈺笑著問道：“于少保對襄王的輕重論，有何見解？”
于謙坐下之后，喝了口茶，看到興安也在，也就沒了下棋的興致，笑著說道：“陛下，春秋有魯、梁之綈舊事，不知道陛下聞否？”
朱祁鈺點頭：“略有耳聞，不得甚解。”
于謙稍微組織了一下語言說道：“前日，金尚書朝天闕曰：鼓勵商賈前往倭國販銀，以供國需，太仆寺夏衡曰：以再增互市給馬銀，以弱韃靼、兀良哈之勢，此亦乃襄王利柄大論。”
“齊桓公有一天對管仲說，魯國這個地方，對于齊國而言，是重要的糧倉，就像是蜂的螫針，和齊國相輔相成，卻分為兩國，想要打下魯梁，有什么好辦法？”
“管仲說：簡單的很，只要王上穿綈衣即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王上穿綈衣，則齊國天下皆穿綈衣。”
“齊桓公雖然不明白，但是卻答應了下來，開始穿綈衣。”
朱祁鈺坐直了身子，于謙的說法引起了朱祁鈺的好奇來，他點頭說道：“齊國大，魯國小，魯國擅織綈，齊國有需，這樣一來，魯國上下便都是織綈，而不種田了。”
“然也。”于謙繼續說道：“齊魯兩國，往來商賈皆販帛為生，后來管仲看火候差不多了，關閉了邊界，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便投降了。”
朱祁鈺倒是看到過這個典故，有些疑惑的說道：“那齊國不收綈，魯國百姓繼續種田便是，為何會鬧到亡國的地步呢？”
于謙低聲說道：“陛下啊…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齊國不收綈，多少織戶無以為生，又不想種田，只能奔逃齊國。”
“關鍵的產業被控制在別國之手，則是將生死掌控在他人的手中啊。”
“韃靼、兀良哈的畜牧，倭國的銀礦皆是如此。”
“此乃利柄。”
朱祁鈺陷入了沉思之中，于謙的這番話并不難理解，控制其國家經濟命脈，在攻伐之時，突然給予重創，其國百姓逃亡，大軍再至，就更容易攻打了。
于謙總結性的說道：“綈重谷輕，齊滅魯國，就是這輕重之術，亦請戰衡，戰準，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于兵者也。”
管仲經濟戰把魯國玩崩了，大明此時如同齊國一樣，可以利用經濟戰最大程度上的削弱敵人，然后以戰取勝。
“利柄輕重，好。”朱祁鈺不住的點頭。
于謙繼續說道：“襄王殿下觀察到了一個奇怪的現象，他解釋了一個之前我們未曾解決的問題，鹽鐵議中，陛下曾經提到過谷租，藁稅，鄉部私求，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
“百姓為什么不肯種地呢？其實在蘇松一些地區，也出現了這種耕者不能半的情況。”
“襄王殿下說，一個農民如果不能收獲本錢的三倍收成，那么他就懶得種地，如果不能收獲本錢的兩倍收成，則百姓則會喪亂，稍有征斂，必然引起百姓暴亂和起事，如果人民暴亂之后還施之以刑罰，那就是殘殺百姓，即所謂的摲民。”
朱祁鈺自然看到了襄王的這段論述。
如果說蘇松地區富碩，百姓們不肯種地，但是在貴州，百姓也不肯種地，這就很奇怪，襄王在認真研究后，得出了的結論。
研究云貴百姓起事不斷，是襄王在云貴川黔的重要工作，而襄王大約搞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收成太低了。
蘇松地區是因為種地的勞動報酬不如去做工，那么貴州等地方不肯種地，則是種了也沒用，沒啥收獲，稍微有點天災人禍，自然是起事不斷。
如果百姓起事，那是君主失道于天下，如果平叛之后，皇帝還要追罰，那就是摲[chàn]民，是虐，是失道，是丟了天下也活該。
襄王就是這么說的，他的利柄輕重論，可不是一味的讒言，而是有很多的規勸。
只要不是要命的事兒，襄王還是很敢說的。
也真的有這么干的，比如宋徽宗平定了方臘起義之后，就開始了恐怖的十抽一殺令，要以殺止暴，最后失道天下，丟了江山。
于謙感慨萬千的說道：“《管子》曰：事再其本，民無米（火亶）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為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后死得葬矣。”
“輕重不調，無米（火亶）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
這也是襄王表達的觀點，就是事有輕重，百姓起于阡陌喪亂，為上者應該考慮下是不是政策出了問題，如果君王失去了百姓，就是亡國之君了。
“有理。”朱祁鈺十分贊同朱瞻墡的觀點。
所以福建有百姓起于阡陌之后，朱祁鈺將其過錯歸咎在了有司，最終將宋彰等人斬首示眾，佐以農莊法，恢復生產，還免了一年的正賦，讓百姓度過了最艱難的時候。
朱瞻墡、管子、于謙等人所言，朱祁鈺所做，其實都是這個道理。
于謙繼續說道：“而且襄王提到了一個很有趣的觀點，他還在思忖計省存在的必要。”
“襄王的意思很明確，土地、人丁、常費、貨幣、鄉野、谷物，都要有統計，不懂得統計統籌，想要主持國家，是萬萬不可能的。”
“管子將其定義為山國軌，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于軌數而欲為國，不可。”
朱瞻墡的論點和管子的論述中多有相似，但是又不太一樣。
管子在《山國軌》之中，十分推崇「不征收賦稅而滿足國家財政需要」，但是朱瞻墡則認為利柄才最為關鍵。
無論多少也要征稅，否則就沒人去管理了。
比如朱瞻墡在貴州就對三七、金不換等藥材進行征稅，而且抽分六分，和市舶司無異。
但是這筆錢朱瞻墡都留在了貴州，對三七、金不換等云貴藥材的種植進行育種，再定期把培育好的種子，以低價賣給百姓。
在朱瞻墡眼中，稅賦是利柄實現的重要環節，如果不收稅，則無人治、更不能治。哪怕是征了稅，再退回去呢，也不能不征。
朱瞻墡對錢不是很在乎，他一輩子都沒在意過錢多錢少，他認為這是權力的一部分。
朱祁鈺笑著說道：“襄王的利柄輕重論，大有可為啊。”
“襄王治貴，日后必然也是一樁美談。”于謙喝了口茶說道：“陛下，今年會試添了《算學》，能不能添一門《管子》，不計好壞。”
算學在秋闈之中，依舊不算成績，但是到了景泰五年的會試，也就是選拔進士的時候，《算學》已經算成績了。
這一點上，國子監的稟生和翰林院的翰林們，深有體會，吳敬作為數學老師，日考月考，天天考，已經把他們考的外焦里嫩了。
添加的這門《管子》，是不算成績的，就是鼓勵讀書人，不只讀儒學。
科舉側的改革。
朱祁鈺點頭說道：“善。”
等學完了管子，再學襄王的利柄輕重論，再學朱祁鈺的財經事務，那么大明在財經事務這塊的短板，就算是徹底補齊了。
于謙拿出了一本很厚重的書說道：“陛下，臣注解了《管子》，還請陛下御覽，若是等舉子入京，則每人發一本，省的殿試時候，什么都不會。”
于謙這哪里是《管子》，分明是考綱！
朱祁鈺拿過了那本厚重的管子，除了少數篇散迭之外，其余的都有了注解，這是于謙所注的內容。
他翻動了兩眼，深吸了口氣問道：“什么時候開始有注解《管子》的想法的？”
于謙認真的回想了一下，有些不確定的說道：“陛下第一次總論財經事務之后，臣與陛下談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之時，就已經開始注解了。”
“或許更早。”
朱祁鈺握著手中的《管子》點頭說道：“于少保，國之柱石。”
“臣的本分。”于謙趕忙說道：“其實就是讀書，不費什么心力。”
自從京師之戰后，于謙很少有費心力的時候了，去河套、南下平叛，都跟旅游一樣，看看大明的大好河山，他很少像土木堡喪亂之后，那般日夜寢食難安了。
國有英主，他能多思考一些國朝前進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