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陰謀一旦曝光，那就擺在了臺面上，就變成了陽謀。
朱祁鈺并沒有太過在意會昌伯府余孽，或者說南衙僭朝的余孽到底會如何興風作浪，秋后的螞蚱，蹦跶不了幾天了。
他們本身就是失敗者，既然能打敗他們第一次，自然可以再次粉碎他們的陰謀。
此時他們的卷土重來，只不過是送給大皇帝斬草除根的機會，找出那些不臣之心昭然若揭的世家大族，讓他們交納善款罷了。
朱祁鈺依舊在有條不紊的處理著公文，他手里拿著的是浙江、江蘇、鳳陽、湖廣四省，應天、松江兩府的刑名訴狀。
緹騎在四處的風聞言事，捕風捉影，稍有一點風吹草動，就是立刻撲上去查個水落石出，但是往往并沒有什么收獲。
大明皇帝南巡的消息已經放出去了將近半年，無論有什么爛賬，地方早已經擦干凈了，若是皇帝到了發現了端倪，無論是誰都逃脫不了干系。
內帑太監林繡，戶部郎中王祜，帶著計省在緊鑼密鼓的盤點著松江市舶司和南京、松江、寧波銀莊的賬目，他們查的真的很仔細，因為陛下許諾了，國帑和內帑，這次查賬之中，誰查出來貓膩就歸誰追繳。
朱祁鈺南巡并不是長期駐蹕，這種查賬，更像是外快性質的。
很可惜，林繡和王祜忙碌了大半個月，也是一無所獲。
即便是有所虧空，半年的時間，足夠南方諸司填補虧空了。
朱祁鈺當然知道，早早的放出了風聲，南方諸司一定會提前準備，這是一場該配合演出時，大家都好好表演的政治劇。
地方知道陛下南巡必然要查，早就做好了準備。
朱祁鈺必須要查，就是知道沒問題也要好好查。
這也是他南巡的第二個目的。
高壓。
南京皇宮缺少皇帝鎮著，南衙的勢要豪右、巨商富賈、宗族大戶，早就忘記了被皇帝支配的恐懼，也就忘記了恭順之心。
朱祁鈺對著于謙鄭重的說道：“災逋蠲免應當應追盡追，朕已經命令緹騎四處探查，無論是官紳勾結，還是縉紳挾百姓以令州縣，朕都會在南巡之前，解決掉這個問題。”
類似于仁和夏氏，逼迫仁和縣衙災逋蠲免，地方豪強大族倒逼縣衙蠲免四成正賦之事，朱祁鈺也下令讓緹騎幫忙各地方政府追欠。
大明欠稅問題，歷久彌新，蠲免和追欠的博弈，撕扯嚴重，朱祁鈺來南衙也要解決這部分的問題，緹騎追欠可是物理追欠，他是直接奔著抄家去的，江南風聲愈緊。
正統元年起南衙諸府部分正賦折銀百萬兩白銀入京。
但是在正統九年，鳳陽、揚州等十四府被災秋田糧，以十分為率，減免三分，其余七分，除存留外，起運者，照江南折銀則例，每石征銀二錢五分，送太倉銀庫，另項收貯備邊。
也就是說從正統九年起，南衙的正賦就打了個七折。
這種事只有一種法子，那就是殺。
要么做的天衣無縫，不被緹騎們翻出來，要么就承受陛下的怒火，破門滅戶。
“陛下英明。”于謙俯首說道，他高度贊同陛下的決議，并且堅決擁護執行。
陛下要追欠，那自然要殺人，而且這次追欠涉及之人，絕不在少數，但是于謙并沒有勸陛下仁恕。
因為這次松江造船廠失火，會昌伯府余孽孫顯宗內外勾結，徹底激起了于謙的怒火。
撈點錢也就算了，把主意打到了陛下的頭上，這就是失了大義，本就該死。
朱祁鈺不停的在桌子上敲動著手指說道：“于少保，朕曾聽聞，兩宋有三冗兩積之弊，王安石為了改變，行新法，旨在國富民強，但是毫無疑問，他失敗了。”
朱祁鈺說起了大宋朝的王安石。
王安石在兩宋的評價極差，到了大明的評價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大宋批評家眼中，王安石和王莽、賈似道屬于一個級別，都是【持寵養交，寖成大弊，擾民致亂，天下困頓。】
儒以稽古，酌時斯正。
儒學士們評價一個人的時候，先看看他是不是離經叛道，如果是，他做什么事，都是錯的。
這大約就是儒學的基本正確——崇古。
崇古給儒學帶來了兩個必然，必然迂腐，必然落后。
時代在變，局勢在變，生產力在變，生產關系也在變，不分青紅皂白的崇古，必然迂腐，必然落后。
于謙倒是知道陛下到底在問什么，他想了片刻，笑著說道：“那是因為王文公變法失敗了，若是成了，安有腐儒譏諷？”
“皆因王文公新法并無大行天下。”
王安石的變法，失敗的原因，其實朱祁鈺和于謙都心知肚明，倍之二字可以概括。
以青苗法為例，青苗法是用備荒的常平倉和廣惠倉的錢谷為本錢，每年兩期，在正月和五月，按照自愿原則，低息借給農民，幫助農民度過黃青不接的同時，朝廷獲得利錢。
但是執行的過程中，發生了一些小意外。
兩期借貸，年息共計二分（20%），但是地方執行的時候，變成了每期息二分，也就是兩期借貸十石，本息十四石。
如此昂貴的利息，百姓們自然不想借貸，這比驢打滾還要多一分利。
百姓不借？不借不行，你甭管是什么條件，都要一體借貸，全都要借！不借就派人去家里威逼利誘，無所不用其極，手段盡出，就是要強按牛喝水，就是要讓你借錢買…
這自愿原則，也變成了被自愿。
這一套倍之的組合拳打下去，大宋幾乎人人負債，而且利息高達四分，時間稍長就達到了六分！
百姓們還不上錢怎么辦？
造反。
兩宋的民變，自從青苗法之后，從一年一次，陡升為了一年十次，走投無路的百姓，只好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向鄉紳借糧求生了。
民變沸騰，兩宋平叛，也只能以詔安為主。
王安石的變法失敗，自然是因為宋神宗一命嗚呼，導致了人亡政息，但即便是宋神宗能多挺十年，這青苗法也無法再進行下去了。
朱祁鈺對王安石變法倒是有些研究，無論是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最后都變成了壓在百姓身上的沉重枷鎖。
百姓苦不堪言。
他將自己所了解的內容，和于謙說了一遍。
“陛下所知，亦臣所知，臣沒有什么要補充的了。”于謙聽完了陛下的話，想了很久，才十分鄭重的說道。
陛下站在了一個置身事外的角度，不帶一絲偏見或者認同的論述了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說的很全面了，沒什么必須要補充的內容了。
“所以，朕發現了，大明的官吏們其實不怕新政，相反他們非常期盼著有新政，因為無論什么新政，他們都可以把這些政策，變成發財的法門。”朱祁鈺頗為認真的說道：“論生財有道，朕自愧弗如。”
“然也。”于謙再次贊同，并且補了一句：“陛下圣明。”
“哪里圣明？”朱祁鈺笑了下，不甚在意的說道，他也就是隨口一說，其實在思考著其他的問題。
于謙立刻說道：“《春秋繁露 秋繁露》曰：仁人者，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
“晉文公九年十二月晉文公薨，公子歡即位，晉文公下葬的時候，棺槨里有聲如牛，晉大夫先軫說恐有兵戈之禍，果不其然，次年秦穆公調兵遣將，要攻打晉國。”
“大夫先軫再諫，趁秦軍立足未穩，翻山越嶺兵將疲乏，進攻秦軍，晉襄公公子歡應允，果不其然，晉軍在崤山中途攔截秦軍，秦軍大敗。”
“秦軍連一匹馬一輛車，也沒有返回到秦國，原因在于秦穆公操之過急了。”
“陛下躬節儉，不受獻；永思至德，不私己利；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
“有仁智通明之德，故曰：圣明。”
于謙說完便喝了口茶，一臉坦然自若，他知道自己說的是實話，問心無愧。
朱祁鈺愣愣的看著于謙，而后嗤笑了下，并沒當回事，于謙是正經的文進士，一張嘴上下一碰，就是引經據典，變著花樣的、不帶重樣的夸。
于謙看著陛下的模樣，就知道陛下沒往心里去。
他的確是文進士，但是和陛下奏對，他從來都不是張口就來，這些話他也是觀陛下所行，總結而來。
陛下當政，看似搞了很多的新政，其實大多數都是直接隸屬于朝廷或者干脆對皇帝直接負責的新政，講武堂、錢法、利柄、官廠等等，其實都是直接隸屬于朝廷甚至是皇帝。
譬如：貴州的六枝廠，直接劃了一片歸工部、兵部管理。
陛下不給地方官員倍之的機會。
陛下唯一推而廣之的就是考成法，還激起了南衙僭朝的造反。
反腐抓貪貫穿始終，四川戥頭案、陜西冒賑案、山西鹽引案、山東孔府案、南衙畸零女戶案等等，以及最近發生的南衙科場舞弊案等。
這些大案，遍布大江南北，每一案都是震動朝野的大案要案，幾乎把整個大明的官吏大換血了一次。
陛下這都是在整頓吏治，也是在遴選剛正有力賢臣。
王安石的變法為何失敗？太過于操之過急，沒有整頓吏治，就開始推行變法，執行過程中，就變了味兒。
陛下在推行新政的時候，總是如此的謹慎小心，一如陛下至今不住皇宮那般慎重。
這就是于謙說陛下圣明的原因，他有理有據，邏輯清晰。
奈何陛下一個字都沒放在心上。
無礙，于謙已經整理成冊，都送到了京中胡濙手中，胡濙是太子少師，教育皇子，尤其是教育太子朱見澄的時候，絕對用得上。
王安石的失敗，讓大宋失去了唯一一次改變三冗兩積的機會，王安石的求榮得辱，在兩宋一遍遍的上演著。
章惇、宗澤、岳飛、辛棄疾、虞允文等等名字在朱祁鈺面前閃過。
朱祁鈺談到了王安石新政，自然是想要推行一些新政。
他手里有幾種募集善款的好辦法。
第一個就是發行國債，提高短期利息，擴大寶源局納儲的速度。
國債可以看做是鈔法的一種，用一紙契約換取真金白銀，等到國債期限到了承兌，實現朝廷和購買國債之人的雙贏。
戶部尚書沈不漏…沈翼對國債之事并不認同，他認為大明的財經事務前所未有的健康。
大明的國帑每年都有結余，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好事，而且每年的結余越來越多，寶源局的投資也開始初露猙獰，每年幾乎翻倍的上交利潤，在沈翼看來，即便是陛下不南巡募集善款，也足夠支持以工代賑了。
沈翼總覺得朝廷向民間借錢，有失體統，有損體面。
現在大明國帑，一個字：闊。
第二個辦法，則是地產，大明在各州府縣擁有極多的官舍，將這些官舍，按照朱祁鈺在講武堂聚賢閣外的水泥大別墅的標準建設，在配合地方特色加以社稷，絕對可以賣個好價錢。
第三個辦法，則是彩票，這個彩票可以得到一股龐大的現金流，來補充大明因為以工代賑的巨大投入造成的財政壓力。
三十六枚飛錢搏一搏五萬銀幣。
十八枚飛錢可以購買一斤豬肉，大約等同于一分銀，一兩銀子等于一百六十分銀，五萬銀幣等于八百萬分銀，等于八百萬斤豬肉，等于一億四千四百萬飛錢，也就是十四萬貫左右。
彩票這東西，在中原王朝也不是什么稀罕東西。
南宋的時候，就有關撲，賣的不是紙票，而是一種牌子，名叫笏，這玩法種類繁多，有以一笏撲三十笏者贏錢，而后又擴展到了車馬、地宅、歌姬、舞女等等，皆依約以價而撲之。
南宋實際上的都城臨安，號稱：“有三十六條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城，更有一答閑田地，不是栽花蹴蹴鞠。”
而宋高宗趙構，更是組建了兩只皇家蹴鞠隊，分為左右軍，而民間則以俱樂部齊云社為主，經常組織全國性的蹴鞠大賽，這自然少不了關撲，售賣笏錢。
臨安城糞霸趙構，自然不會放過這等賺錢的機會，賺的盆滿缽滿。
趙構當皇帝稱職不稱職不論，但趙構絕對是個合格的資本家。
這三種方式，無論朱祁鈺用哪種，禮部尚書胡濙都能找出歷史淵源來，為陛下的決策洗地，歷史長些，大約就是這個好處，好事壞事，都能自古以來。
朱祁鈺斟酌再三，將自己的想法告訴了于謙。
“陛下…這…”于謙呆滯的看著陛下，他終于明白了為何陛下好端端的說起了王安石變法事，原來在這里等著呢。
于謙斟酌了一番說道：“陛下啊，第三策臣以為為下下策，松江府舊院、應天府神樂仙都、京師東西斜巷胡同，都是游墮之民、黑惡集結之地，常常滋事，這關撲助長黑惡，致道德淪亡。”
“斗升小民本就困頓，關撲厚利，必然引起爭相追捧，百姓本困頓，此策大行民生愈苦，臣以為不妥。”
在于謙看來，這第三策關撲彩票之事，是下下策，是亡國之策，會導致道德淪亡，萬萬不可。
“至于這第二策，臣以為乃是下策，李賓言請旨，請官舍改建為大明匠城，為各地官廠家眷院，襄王在貴州踐行利柄，大明各州府若想不受制于人，再無這挾百姓以令州府事，則以利柄大行天下，臣以為方為正途。”
大明各州府縣主佐貳官，不想站著把官兒給當了？
但是大明官員也沒辦法，不依靠地方縉紳宗族，連打折的正賦都收不齊，朝廷問罪，百姓叫苦連天。
利柄論之說，堪稱國之良策，朝廷與地方，地方與縉紳爭權，利柄二字可定勝負。
什么是權？不就是分配地位嗎？
不占有生產資料、不占有勞動本體，怎么占據分配地位？
李賓言致力于匠城的建設，就是先行一步探探路，看看讓士農工商的工匠們，也能發出自己的聲音。
匠城就是工匠的合力的具體體現，而各州府縣的大量官舍的確要改建，不過不是販售，而是分配給工匠，建造集體性質的家眷院。
“至于陛下所言國債，臣不精通財經事務，倒是覺得并無不可。”于謙對于陛下的第一策，也摸不準。
在于謙看來，國債和寶源局納儲，只是在利錢上，有所區別，并無二致。
有區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