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謙對于陛下是圣明的這件事，始終如一的堅定。
對于堵不如疏的政治智慧，于謙同樣高度贊同和擁護。
但是有些問題還在擺在了桌面上，是不得不面對的問題，那就是大明未來該何去何從。
“于少保還是有擔心。”朱祁鈺示意興安上了兩杯好茶，要把這件事，掰開了揉碎了去說，去討論。
理越辯越明。
朱祁鈺認真的思考了一下，他笑著說道：“于少保的擔心，朕以為第一個就是擔心工匠們逐漸成為貴族對吧。”
“是。”于謙點頭，他對此頗為擔心，他坐直了身子，身體半前傾，眼睛炯炯有神的說道：“事實上，石景廠、兵仗局等工匠們，尤其是擁有匠爵的上層工匠，已經成為了貴人。”
“他們讀書識字明理，有著優渥的經濟和社會地位，通常還充當著緩和勞資矛盾的政治力量。”
貴族的首要特點是世襲罔替，世券在手，子孫后代皆受皇恩百姓供養；其次就是擁有司法、賦稅、徭役等特權；還擁有著極高的社會地位，走到哪里，都得被人尊稱一聲爺。
于謙所言的工匠貴族問題，是真實存在的。
工匠這個階級本身，就不是一個均勻的同質的整體，而是由不同性質、不同利益的眾多群體所組成，這就造成了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的不同。
大明的工匠大約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熟練工，一種是非熟練工。
熟練工的工作具有不可替代性，流動性低，專業性高，對技術的要求比較高，生活優渥，甚至參與到了部分的政治活動之中。
比較典型的就是兵仗局的銀工、石景廠的鋼鐵工、炮藥局的火藥工、三經廠的雕版工、織造局的秀娘、棋盤園的木匠等等。
棋盤園的工匠們之所以敢和東家們議價，是他們不可替代，同樣到哪里都能吃飽飯，甚至能吃的更多，所以才能議價。
而非熟練工的工作具有高替代性，流動性高，專業性低，對技術的要求也很低，生活困苦，只關心自己的衣食住行，因為失地，甚至連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也沒有。
比如碼頭的裝卸工、煤井司下窯搏命的煤工、漕運拖船的纖夫、拉貨的車夫、挖河開溝的民夫力士等等，朱祁鈺遇到的柳七就是典型的非熟練工，而在遼東廠的徐四七就是典型的熟練工。
朱祁鈺搖頭說道：“工匠的貴族化是可預見的，甚至是一種必然和趨勢，在朕看來是利大于弊的。”
“我們暫且拋開工匠是否貴族化這個事實不談，從其他的方面去考慮。”
“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士農工商，國之柱石民也。從最早的世官制起，客卿制、舉薦制、九品中正制、科舉制，權力的掌控者，在不斷的向下沉淀，工匠出身的權力掌控者，在歷代中原王朝中始終缺位。”
補充短板，比如工部尚書石璞在稱病之后，朱祁鈺就安排了工匠出身的王巹遞補了工部尚書一職，目的也是補充“工”在中原王朝始終如一的缺位。
這個缺位的原因真的追溯，要追溯到墨家和儒家爭道了。
“從軍事的角度來看，工匠無疑是最好的預備役，他們既有力量，也有組織，更是天生的守序者，不遵守規則的工匠，在生產中，都死傷在了生產事故之中了，也就等同于秦漢隋唐時的良家子。”
“從經濟上來看，對內，勞動者是最廣大的消費者，而所謂的貴族化，從國內市場來看，他們是積極的、踴躍的、曠日持久的消費者，是廣大而厚重的內需基本盤。”
“對外，為了維持工匠貴族化后的利益，整個大明，都需要從六合與八荒之地，獲得足夠的資源，來滿足工匠利益訴求，如果無法滿足，則是深陷矛盾不可自拔。”
“從這次的棋盤園木工廠的罷工來看，工匠們，可不好對付啊。”
“從文化的角度上來說，他們讀書識字明理，正是生產力提高后體現的需求，從水利螺旋壓扎機、飛梭、欽天監十大歷局的地動儀、十八種齒輪套件、八十錠的棉紡車等等來看，工匠所謂的貴族化，是極大的促進了生產力。”
經濟基礎決定了上層建筑，只有不斷提高經濟基礎，才能夠不斷的提高文化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兩宋文化興盛的原因，完全的得益于繁華的經濟基礎。
于謙認真的思量許久俯首說道：“陛下圣明。”
陛下不止一次證明了自己才是對的，這一點連流落到了交趾的柳溥都深表贊同，如果柳溥能夠早一點領悟到陛下是對的，他也不至于現在如此不堪。
而陛下從四個角度去考量工匠貴族化是否合理，顯然是經過了深思熟慮的，一以貫之的，而非臨時起意。
“那么，工匠真的貴族化了嗎？”朱祁鈺搖頭說道：“朕以為不然。”
工匠貴族化？
其實工匠只是中產，而不是貴族。
“倘若一個工匠當街殺人，即便他的匠爵是大工匠，知府衙門在判的時候，依舊要判其斬立決，送大理寺三次復奏，而后秋后問斬，更遑論大工匠本身就是守序者本身。”
“但是一個世勛當街殺人，這個世勛就可以通過議、請、減、當、免，來免死，即便是最嚴苛的法學士去斷案，亦是如此。”
司法特權。
商鞅是秦國嚴刑峻法的代表，甚至作法自斃，商鞅因為逃亡住宿需要驗看身份而被抓捕，自己的法條害了自己的命。
即便是商鞅，面對還是太子的秦惠文王嬴駟當街殺人，商鞅也只能處罰太子的老師，而無法處罰太子。
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只是法家美好的愿景。
工匠缺少了明顯的貴族特權，在司法、徭役、稅賦上，都沒有得到任何一絲一毫的優待，甚至比之縉紳尚有不足，何談貴族化？
于謙則眉頭緊皺的說道：“陛下所言有理，但是臣依舊認為工匠有貴族化的可能，并且正在發生。”
在于謙看來，陛下有意讓工匠階級平替縉紳階級，完成對階級平替，這個過程中，一些過去走過的彎路，是必須要避免的。
比如司法、徭役和稅賦上的特權。
朱祁鈺想了想說道：“朕并不否認這種可能和現象，而且朕以為是一種必然和趨勢，無論怎么看，都要比只會收租的縉紳要強的多。”
只知道收租，只想著如何鉆朝廷的空子，研究怎么收租的縉紳，絕對是一種落后的、倒退的社會現象。
相比較之下，朱祁鈺更愿意給工匠們一些司法上的格外優待，比如給的勞動報酬遠低于市場價格的時候，工匠們有罷工的權力，通過司法和行政，保護勞動者的權益。
罷工自由，是社會運行的閥門和閘口，每一次的罷工，都會緩解積壓的階級矛盾，不至于讓階級矛盾變得不可調和，最后毀滅所有。
這一點上，蘇太祖在蘇維埃建立之后， 之后，曾經回答過一個問題，在工人國家里罷工的工人，是對自己進行罷工嗎？
對此蘇太祖明確表示：在工人國家里工人采用罷工斗爭，其原因是工人國家仍存在弊病，存在著各種封建和資本的殘留，在奪取了政權之后，仍需繼續斗爭。（蘇太祖文集第四卷）。
到了蘇慈宗的時候，蘇慈宗雖然沒有禁止罷工，但是仍然將罷工視作違紀、曠工和破壞行為，嚴厲禁止。
這一點，并非蘇慈宗背棄了工人，而是在蘇慈宗時代，國際局勢的變得更加緊張，三德子民粹高漲，整個歐洲坐在火藥桶上，蘇慈宗只能選擇這種手段，加速工業化進程。
最后也證明，蘇慈宗在國際局勢判斷的精準，因為沒過多久，三德子就開始入侵蘇聯，殘酷的衛國戰爭打響了。
這也是蘇慈宗墳頭上的垃圾之一。
朱祁鈺雖然沒有賦予匠爵任何的司法特權，但是他在司法上，支持和保護工匠們的利益。
大明并沒有什么迫在眉睫、火燒眉毛的壓力，不必犧牲工匠、農夫的勞動利益，去加速工業化進程。
于謙端著茶盞，慢慢的品茶，慢慢的思考，他在思考國家之制，在思考大明朝日后五十年，甚至百年的未來。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國無長策，必有災殃。
于謙放下了茶盞，頗為認真的說道：“臣其實還有擔心的地方，眼下大明官廠越來越多，日后這大明的官廠，要是學了兩宋的官廠，其后果不堪設想。”
這是于謙的第二個擔心。
大明的官吏世勛特別喜歡拿兩宋作為歷史借鑒，比如楊洪當年就喜歡拿兩宋的重文輕武說事，勸諫君上不要重文輕武；
而戶部尚書金濂，也喜歡那兩宋的官辦專營，民生嗟嘆說事，勸諫君上不要隨意加稅，不要與百姓爭利；
刑部尚書俞士悅也喜歡拿兩宋提刑官尸檢來批判兩宋的風力阻撓刑名，事實和真相不重要，而是風力輿情重要。
這種整體乳宋的習慣，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這其實怪大明太祖高皇帝。
在洪武二年，元順帝跑到了草原上繼續茍延殘喘，朱元璋一席話語，讓北元朝廷君臣集體破了大防！
北元小朝廷的朝臣們，紛紛請命，要元順帝杖殺明使，反攻中原，不死不休！
連元大都拱手讓人的北元小朝廷為何破防？甚至要斬殺來使，殺的天崩地裂？
就是洪武二年四月，朱元璋派遣使者下了份詔書，說：【朕今為君熟計，當限地朔漠，修德順天，效宋世南渡之后，保守其方，弗絕其祀。毋為輕動，自貽厥禍。】
意思是：咱為你元順帝考慮好了，你應該像南宋朝廷南渡之后一樣，畫出漠北疆域，修身養性，順應天命，不僅能當一方諸侯，宗廟也不會斷絕，不要再折騰了，若果折騰的話，后果自負。
這一句‘效宋世難度之后’，讓北元小朝廷的君臣極其破了大防。
要知道元朝的建立有兩個根基，第一個就是忽必烈搞出了北方蒙貴人、漢貴人、金貴人聯合體，和阿里不哥爭汗位。第二個根基就是南下消滅了南宋，建立了大一統王朝。
朱元璋一席話語，可謂是精準的命中了北元朝廷的痛腳，意思是北元這小朝廷還不如南宋，這一席話語既乳了元，也乳了宋，主要還是乳元。
翻譯翻譯就是，這北元小朝廷還不如一坨屎。
但是從當時的大明和北元小朝廷的反應來看，即便是北元都快被打散架了，在共同的認知里，南宋也是弟中弟，是那一坨屎。
所以于謙把兩宋的官營專營當做歷史教訓拿出來所，是合乎情理的，當年朱元璋在洪武年間廢除了十八官廠，也是想著與民修養生息。
一斤在大明只要六枚飛錢的水洗煤，在兩宋的時候，需要兩百文一斤，柴米油鹽，柴字當頭，可見當時民生多么苦楚。
除了糞霸、賣官田、坊郭戶的屋稅等等之外，宋朝的稅賦重要來源之一，是酒托。
兩宋的酒是專賣的，并不是禁酒，而是禁止酒出現在市集，所有的酒肆都是南宋朝廷的買賣，為了賣酒，專門形成了兩宋的一種特殊工種，酒妓。
是所謂：向晚燈燭熒煌，上下相照，濃妝妓女數百，聚于主廊搛面上，以待酒客呼喚，望之宛若神仙。
一個酒肆豢養數十位酒妓，個個都是容貌昳麗，身段豐饒，琴棋書畫各有所長，而一名酒妓的銷售額一年能達到近百兩銀子。
比如蘇東坡身邊的“眼若晨曦，臉似春園”的王朝云，就是酒妓出身。
僅僅依靠酒妓當壚賣酒，在宋真宗天禧年間，一年酒稅就超過了一千萬貫的財政收入，占整個朝廷財政收入的六分之一。
在發財這件事上，即便是朱祁鈺也只能伸出大拇指給兩宋的肉食者們，他遠不及也。
“大明不會的。”朱祁鈺首先否定了這種可能性，大明壓根就沒有那個基礎。
于謙是百官之首，是執牛耳者，他自己問，其實是大明朝臣們心中的疑問。
一來是祖宗成法，圣明神武的高皇帝取消了官廠，而當今陛下又恢復了，即便是有胡尚書高呼開辟之舉，但依舊是有許多朝臣心里犯嘀咕。
二來這種官辦專營，必然會走向僵化和臃腫，到時候一匹棉布的成本會居高不下，最終為了讓官廠走下去，必然會出現一系列政策，來保障官廠的順利運行，最后就變成了大明最不愿意成為的樣子，兩宋模樣。
朱祁鈺重重的嘆了口氣說道：“不是朕笑話咱大明的士大夫們，他們要是能有搞出兩宋專營那等本事，朕也就能歇歇了。”
“咱大明有三種專營，鹽鐵茶，鐵在官廠被廢除之后，形同虛設，再無明令。”
“還有這茶禁，早在永樂年間，太宗文皇帝就批了不設茶禁，取消了巡茶御史，以十分為率，六分聽其貨賣，四分驗收入官。官辦轉為民辦，只在鈔關抽分。”
“還有這個鹽引，被咱們大明經營成何等模樣了？還用咱展開說嗎？”
“咱們的窩本就是朝廷發的鹽引，居然和私鹽販子的鹽引，打的有來有回。私鹽販子的鹽引，比咱朝廷的鹽引還要堅挺，能夠兌付。”
朱祁鈺說起大明賺錢能力就頭疼，就大明的基因里，就沒有賺錢的這個基因，臨到了大明只有一個結局，那就是窮死。
科層制官僚，還擔心大明的官營會不會變成兩宋，看看自己有沒有那個本事，再做那個美夢也不遲。
“那倒也是。”于謙明白陛下說的話，大明群臣的確是有點杞人憂天，庸人自擾了。
但凡大明發財的本事，有陛下的十分之一，大明朝廷也不用每年都去內帑拆借了，搞得內帑的太監們，整日里用鼻孔看人。
“于少保還有擔心嗎？”朱祁鈺喝了口茶，潤了潤嗓子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