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廣布政使司，永州府。
顧炎武在桌案前昨天送來的十幾份公文批示后，帶著衙役和吏員開始又一天忙碌的工作。
對于讀書人而言，如今的肇慶朝廷遍地是機會，顧炎武只是舉人出身，但在吏部報備后很快就被分到了湖廣當縣丞，干了兩個月就被提拔為永州府祁陽知縣。
在光烈朝廷里當官，事情比以前的崇禎、天啟、萬歷年間多多了，幾乎上面的督撫衙門和知府每隔十幾天就要下達新指示、新任務。
做不好，偷懶摸魚還不行，每季度都會有巡視組下來巡查，作為湖廣軍政一手抓的老大堵胤錫在實行“巡視組”制度時還做出不少改進和創造。
比如，堵胤錫讓那些新應征還沒有分配的士子和即將提拔的官員編入巡視組，一方面能夠補充人手不足，而且還能讓這些尚未接觸具體工作和要到新單位工作的官員體察現狀，另一方面，這種官員也不大可能與地方勾結，因為他們要么還不知道自己去哪里任職，要么已經決定了去其他地方任職，沒必要犯這么大風險。
過去幾個月，先是夏糧征收、補種作物、推廣玉米、番薯、土豆，緊接著減征賦稅、修繕水利、招攬流民屯墾，好不容易做完這些，接下來又是秋收，還要組織人手抗洪救災、防秋汛。
顧炎武從一進祁陽縣衙門以來，幾個月沒怎么好好休息了，忙得兩腳不沾地。
除了他，縣丞、主簿也忙得要死，每天一幫子官吏不是跑東就是跑西，當然，忙歸忙，但朱由榔也深知要讓馬兒跑，就必須要讓馬兒吃飽的道理。
光烈朝廷雖然嚴查貪污，但對官員的待遇卻是從不含糊的。有明一朝，官員正經俸祿實在低得可憐，以正七品的知縣為例，明初時官員俸祿主要為米糧發放，一月為七石五斗，一年約九十石。從明面上看，這個數字其實也不算太低，根據文獻記載，明代農田最好的上上田，一年畝產三石，一名正七品的縣官老爺一年所得，和一名有三十畝好田的地主相當。
關鍵就出在另一個問題——“折色”
簡而言之，雖然按照制度你一年該得九十石大米，但朝廷根本不會發大米給你，而是用各種其他東西充當，稱之為“折色”。
其中最惡劣的就是臭名昭著的“大明寶鈔”，這玩意本來是作為紙幣發行，可奈何老朱家實在不做人，發工資時發紙鈔，但老百姓繳稅時卻又不準用紙鈔繳，還肆意亂發，毫無節制，久而久之，自然就沒老百姓認這玩意了，形同廢紙。
官員每個月拿著這些紙鈔，一開始只是貶值，原本價值九十石的現在可能只夠五十石，然后到了宣德朝時，直接就沒人要了。
不得已，宣德朝開始又用絹布來發工資，但朝廷依舊不做人，這些絹布折價時非常貴，常常以高于市價數倍折合俸祿，假如你的工資明明價值十兩白銀，可以買五匹絹，但朝廷偏偏只發給你兩匹并且指鹿為馬，說這一匹絹價值五兩。
到后來甚至出現用番邦進貢的蘇木、胡椒之類的香料來折合俸祿，這玩意官員拿到手里，本來就是小宗商品，哪里能找到這么多買家？不能吃、不能穿，和沒發差不多。
一直到隆慶、萬歷年間，張居正改革之后，才將官員俸祿改為銀、米、鈔折色，但即使如此，官員的實際收入還是縮水了一半以上。
所以，想在大明朝當清官？海瑞就是榜樣，當然清代的俸祿雖然要比明代略有調整，但總體上是差不多的，這也是為什么后來雍正改革，搞“火耗歸公”時，會面對這么大的阻力，因為上上下下的官員就指著這些灰色收入過活了。
當然，倒不是說當官的就得過苦日子，但是這種“表面清廉”之下，很多灰色收入乃至于苛捐雜稅都成了常例，這些見不得光的收入才是明清官員的主要經濟來源。
諸如每年納稅時收的“火耗”（一條鞭法稅收統一收白銀后，地方官員會說百姓繳納的銀子要統一鑄成官方銀錠，中間的“損失”由百姓承擔，稱為火耗，其實就是貪污），中央官員也有“冰敬”、“碳敬”（地方官員向中樞官員行賄）一類。
面對這種情況，朱由榔在大力打擊苛捐雜稅和貪污行為的同時，也改革了官員的俸祿制度。
首先就是廢除折色，統一以銀兩發放俸祿，如顧炎武這種七品知縣，月銀為七兩，這已經不少了，一年就是八十四兩，相當于十名士兵的餉銀，至少比之前萬歷時期多一倍以上。而且考慮到現在國家危難之際，官員事務繁重，也沒有休息放假，所以每逢節假日和夏、冬兩季還由朝廷按照官員級別統一發放“津貼”，一年大概也有二三十兩。
并且，朱由榔還完善張居正所制定的京察“考成法”，每年由上兩級部門對官員做出考評，根據考評，如果成績優異，除了可能的擢拔以外，還有獎金。
比如考成結果為“上上”者，直接再獎勵一年俸祿，為“上”者，獎勵八個月俸祿、“中上”四個月，“中”、“中下”不獎不罰，“下”則申飭并罰俸半年，“下下”就不必罰俸了，因為此時恐怕調查組已經在路上了。
一開始，還有不少比較頑固的大臣官員對于這種“重利輕義”的獎金制度頗有微詞，一位禮部郎中甚至為此上疏勸諫，但朱由榔只問了一句
“敢問卿家，冰敬、碳敬是義是利？”
頓時便讓一群反對的中樞官員啞口無言。
這種全新的俸祿和考核制度效果是立竿見影的，一方面激勵了官員們努力用事，那些個有著理想抱負的好官也沒必要過什么苦日子了，另一方面也算堵住官員們的退路。從此之后，一旦再查到貪污、受賄、攤派行為，你們就少給朕說什么“不得已”之類的話，光憑俸祿，不說大富大貴，養活你一家甚至頓頓吃肉，衣著體面，再加上仆人丫鬟都是夠的，這都還要貪，那就別怪朕搞太祖皇帝那一套了！
如今秋收已經完成，顧炎武對于政務還是很有天賦的，他所轄的祁陽縣是今年永州府七縣當中最先繳糧，而且防汛工作做得最好，糧食損失最小的一個縣。不出意外，今年布政司和吏部那邊給自己的考評至少也是個“上”（每級考核由越級進行，縣由布政司考核后提交吏部復核，府直接由吏部負責）
而現在他主要忙碌的問題倒不是秋收，而是幾天前肇慶方面剛剛下達的新任務。
“四清新政”
所謂“四清”，指“清田、清稅、清租、清役”。是由朱由榔最早向內閣幾位大臣詢問如何減輕農民負擔，限制土地兼并，而后瞿式耜等人與戶部尚書周邦、吏部尚書朱天麟商議后擬定的新政策。
很多人一直以為明代士人和官紳是免稅的，所以才會導致財政危機，以至于后面清朝的雍正還要搞出“官紳一體當差納糧”的政策來流轉。
事實上一開始并非如此，其實依據明代的法律規定，這個“免稅”，它是有一定限度的。比如《明會典》規定，京官一品，免糧三十石，人三十丁。也就是說一位一品大員，可以免三十石的賦稅和三十個家人、仆人的人頭稅，這個數量并不多，真正讓士紳能夠成為特權階層的在于“免役”，也就是不用做徭役。
很多人不解，不用做徭役算多大特權啊？明初時期，徭役都是要老百姓親自去官府報道上工的，反而無所謂，無非是社會上有一群人不需要和大家一起上工而已。
但到了中后期就不一樣了，朝廷規定不用老百姓親自上工，而是將徭役折合為銀子，作為稅收攤派在老百姓頭上！這下就完蛋了，老百姓就必須在正稅之外另外交一筆銀子，根本負擔不起，而士紳就可以借此機會兼并老百姓的土地，因為他們可以不用繳納這筆攤派。
再到后面，隨著吏治敗壞，官員士紳們干脆將自己的特權無限擴大，用各種手段逃脫稅負。別說攤派，連正經的正稅也不交了，稅收壓力也就全部壓到了老百姓頭上。
所以明朝其實從來沒規定過士紳免稅，但到了中后期，士紳免稅卻成為了一種大家心照不宣的“潛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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