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偉業來歷不小，他的老師是當年復社的建立者和領頭人——張溥，復社本就是東林、閹黨之爭的遺物，素有“小東林”之稱，張溥死后，復社當中年長一輩，便以陳子龍、吳偉業二人為主。
陳子龍立功出仕自不必提，但吳偉業卻是有些倒霉，他的兒女親家陳之遴和好友不僅降了清，還被滿清任命為禮部右侍郎、宏文院大學士，曾經還邀請過他出仕滿清，雖然沒有成行，但畢竟動搖過，是難以抹去的污點。
隨著原來的東林、復社人員部分被朱由榔征辟后，原本就只依靠閹黨這個共同敵人才能團結起來的東林復社迅速陷入分裂，如陳子龍、方以智等人，“成功上岸”后，哪里還記得這幫老朋友？
于是，整個江南地區原本聲勢浩大的東林復社集團，如今要么被收編，要么被抄家流放，矮子里面拔高個，只剩下吳偉業和雖然受朝廷征辟，但依舊不愿出仕的楊廷樞勉強能當起大任。
但當世大儒卻不止東林而已，世人常常被東林、閹黨之爭而蒙蔽，但事實上，明末所涌現出的一大批文學家、思想家，其中大部分都沒有參與黨爭，所以在政治領域里不活躍罷了。
但這并不代表人家沒有影響力。
比如原崇禎時江西巡撫，江南被占后削發為僧的郭都賢，連帶著東林、閹黨都要噴，此時天下史學、散文泰斗的張岱，以及被譽為“江右四家”之一的羅萬藻，還有旁涉百家，所學甚雜的明末道家思想代表傅山。
這些人論在文壇之上的影響力都不比錢謙益、陳子龍等人差，只是人家不喜歡摻和黨爭，對閹黨、東林都沒什么好感罷了。
吳偉業的文章一投進報社，就讓金采有些頭大，這玩意到底登是不登？
其人滿篇抨擊，倒是沒有劍指天子，而是搬出些“刑不上大夫”的道理出來，斥責朝廷蠱惑天子，為了些許“小利”，而毀壞士民之心，圖利忘義。
義利之辨，從來都是儒家的重要命題，而且很顯然，答案都是只有一個，在一脈相承的宋明理學看來，所謂“存天理，滅人欲”，讀書人，就不該提tm錢，忒俗，自然，“致君上堯舜”的皇帝和朝廷，也不應當把利益看做施政的第一位，而是要講道德，講氣理。
所以，為了逃稅這點“小利”，卻妨害“士子之心”，這是不可理喻的錯誤。
金采最后請示了朱由榔，天子沒什么表示，只是道
“登！怎么不登？不僅要登，還要給全南京的老百姓看看，是非對錯，老百姓心里自然有桿秤。”
“有反對意見，就大大方方地登出來嘛，讓人說話，天塌不下來，不僅要人家說，咱們這些大臣們也可以說嘛，不要仗著自家高官厚祿，就高高在上不屑一顧，百家爭鳴，就是要鳴出來。”
“至于是非對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人民和歷史自己會判斷。”
于是乎，本來吳偉業只是抱著憤懣之心，想惡心一下翰林院而已，真沒想過自己的文章能被這“天家喉舌”登出來，畢竟明朝自嘉靖以后，社會輿論進入一種很奇妙的狀態。一方面，在上層，堵得嚴嚴實實，敢亂放屁就要打你屁股，但在下層，對著皇帝閣臣們噴也就那樣，這倒不是說不想管，而是管不過來啊，錦衣衛、東廠又不是克格勃，哪有那本事。
結果就是在朝的文官大多“謎語人”，支支吾吾，一下野，立馬變身小怪獸，懟天懟地懟宇宙。
所以吳偉業也沒真想過能發表。
但問題是，數日后，他就在新一期的《啟民報》上看到了自己的文章。
原本正缺乏信心的那些請愿士子文人，見狀立刻就像拿到了尚方寶劍，這說明什么？說明天子是被蒙蔽的！其實皇帝肯定也是憐憫士紳的，怎么會做出如此事來呢？必然是內閣權奸欺君罔上！
可翻開下一頁，事情又變化起來，因為后面全文刊登著剛剛趕到南京沒多久的判洋務院兼右都御史張同敞，關于吳偉業文章反駁全文。
說起來還真是繼承祖業，當年張居正改革，所遇到的阻力就有許多來源于這些“理學先生”、“清流士大夫”們，而張居正的反駁便是“治國之政，首在財用”，十分巧合的與數百年前王安石一樣，在以理學主導的社會價值觀中，提出財政為國家第一要務的思想。
當然，比起王安石，張居正沒有一個“新學”給自己搖旗吶喊，但他是第一個敢于揭露和直面大明朝身上“腫瘤”的人，指出了大明衰弱，關鍵就在于土地兼并導致財政失衡。
數十年后，這位偉大的改革家曾孫，張同敞接過旗幟。
以一篇《社稷綱本，首在財政》，提出“天下衰亡之紀，皆自兼并”，“兼并則短財，短財則殘政，殘政則亡國。”，國家根本，首在財政，而財政根本，就在于理清稅源，豪強大戶隱匿田土，肆意兼并，就是在殘害國家稅基，殘害稅基就是在危害社稷，所以“隱匿田土”比農民造反，對朝廷的危害還大！就應當嚴厲懲處。
本來，雖然方以智寫了那篇文章，表示允許“百家爭鳴”，但基本沒人當回事，畢竟嘉靖皇帝還說自己窮呢，你信嗎？報刊上的百家爭鳴板塊基本還是翰林院的獨角戲。
但隨著這次突然交鋒，大家才發現，這還真是個能“吵架”的地兒啊！而且再結合這報紙的“天家背景”，天子也看，自己若是寫一篇雄文出來，萬一就入了陛下法眼，不是馬上就能飛黃騰達？
就算那些無意仕途的學問大家，何嘗又不希望自己的學說能得到皇家和朝廷認可呢？
百家爭鳴板塊迅速變成雙方論戰的戰場，每一期基本都是正反雙方各兩篇，反方自然是吳偉業挑頭，帶著一幫僅存的東林、復社骨干，侯方域都參與進來。
正方這邊，便以朝廷官員居多了，張同敞、王夫之、方以智輪番上陣。
但這畢竟有借著官大欺人的嫌疑，直到一位在野的大佬終于出山，便是是張岱，其人雖然當年猛噴閹黨，但對東林同樣是厭惡，故而仕途無望，但人家也不想當官，隱居浙東，后來南京光復，便起了回去看看的想法。
結果半路聽聞論戰的消息，頓時大怒。
從甲申國難到江南淪陷，國破家亡，可以說是讓明末知識分子思想轉折的巨大催化劑，張岱便是其中代表。
江南淪陷之前，張岱是典型的“紈绔子弟，風雅文人”，大致上和侯方域差不多，但隨著目睹種種悲劇，迅速讓他的思想發生根本變化，到了晚年時，開始反思批判宋明理學和八股文，并在批判宋明理學的過程中，產生了辯證法的啟蒙，在批判八股的過程中，成為一代散文大家。
故而，這個曾經也是富貴顯赫，大地主出身的一代名家，對于曾經明末的種種政治生態十分痛恨，畢竟這是讓他國破家亡的根源。
一入南京，就當即奮筆疾書，對著東林復社那幫喉舌猛烈開火！
論學問，張岱從他家高祖開始，往下幾代都tm是進士，他本人雖然未中科舉，但文章大家卻也不是吹出來的。
都懶得和他們辯什么大道理，直接開始人身攻擊，揭當年東林復社在弘光朝大敵當前還為了自家私利搞黨爭的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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