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朱由榔倒也不只是針對大學生
另外還拿出一筆每年兩萬四千元，用于獎勵每年在格物、數學、醫學、農學、工程、經濟六個領域，具有突出發現的前沿學者。
每人獎金四千元，在這年代是相當一筆巨款了，比首輔瞿式耜一年俸祿還要多。
當然，更重要的是榮譽
相較于金陵大學的獎學金，這一獎項更加盛大和重要
因為頒獎儀式的地方，是奉天殿
評比工作由大明翰林院院士聯席會議，投票決定
參與投票的不能被提名
而提名資格的認證，也很麻煩，需金陵大學教授和翰林院院士提名，當然，也可以自薦，但理論成果必須向翰林院投稿后審閱。
每屆從上一年十一月開始提名，七月份召開翰林院院士會議，九月前表決
經由翰林院聯席會議表決通過，交由皇家批準
并下達圣旨，經中書署、內閣署名后，宣示天下
當年十月初十，君臣于奉天殿召開大朝會，由天子親自向獲獎者頒發獎項。
獲得此項獎金的學者，哪怕無官無職，但卻有權直接向天子、內閣上疏陳事。
從此之后，“奉天承旨”，就變成了大明學術界最高榮譽
而獲得此項榮譽的學者，被譽為“奉天學士”，其名譽地位，怕是不比什么公侯將相低半分。
不過許多大臣還是很有意見的
倒不是天子對這些學者的禮遇，而是因為這個獎項設置的方向
六個獎項里，并沒有文史、理學類，甚至連文學都沒有
而諸如醫學、農學、經濟也就罷了，也算經世濟民之術嗎，至于數學、格物，可以看做天子的個人愛好。
那工程是什么鬼？此等低賤的“百工之人”，也能登大雅之堂了？
很顯然，朱由榔是故意的
畢竟文史學類在大明文化界本來就處于統治地位，甚至都過熱了，當然不再“鼓勵”的范圍內。
即使朱由榔要培養文科人才，也是培養財政、經濟和社會學類的進步青年，而不是什么“理學大家”。
故而唯一和文科相關的獎項，經濟獎，也是頒發給對前沿經濟、財政、金融理論有所突出貢獻的。
對于許多傳統士人而言，更是要了老命，畢竟“君子不言利”嘛。
第一屆的奉天承旨，已經開始提名了
不過作為“神通廣大”的天子，朱由榔大體已經能猜到是哪幾個人獲獎了。
工程獎是宋應星，格物是編著有關光學原理的《鏡史》的孫云球（制作簡易顯微鏡的明末光學家），農學獎是修訂了《補農書》的楊園。
經濟獎倒是有點競爭難度，不過就近來看，黃宗羲由于是翰林院士，不能參與，故而所有人都更看好近兩年思想學術界的后起之秀，出身四川的唐甄。
至于醫學獎，吳有性被調入翰林院醫學所主持工作，不過還沒有出任院士，故而還是能被提名的。
他編著的《瘟疫論》，首先發現并提出了有關鼠疫的防范和治療方法，當之無愧。
不過需注意的是，奉天承旨獎項的頒發，并不是以人，而是以具體成就的。
比如宋應星，雖然在大明科研界已經威名赫赫，但這次被提名，是因為前兩年對方剛剛出版的《天工開物》。
對于金陵大學的視察，朱由榔心情還是不錯的
這些年輕的面孔，給他對自己的事業，增添了不少信心
政治路線這種東西，最關鍵就在于要后繼有人
朱由榔從來不放心，將自己的政治遺產完全交給后繼之君來實現
那既不靠譜，也不現實
他能管得到自己兒子、孫子，能管得到曾孫、重孫嗎？
就說兒孫，朱祁鎮還是“仁宣之治”的明宣宗朱瞻基兒子呢！
唯有把自己的意志交給更廣闊的青年人，如同火種般，深深埋在這片土壤里。
讓他們在自己的保護下，沁入全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體制當中。
終有一日，就算真的有哪個不肖兒孫敢開歷史倒車，也自然會眾叛親離，為萬夫所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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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金陵大學，朱由榔最近還有許多事情
自從幕府山回來以后，朱由榔就忙起來
先是臺灣問題，然后又是軍制改革，金陵大學
現在又有新的事情要做
便是有關擬定提名奉天經濟獎的唐甄，最新在南京《金陵學報》發行的著作《經濟法論》，有所闡述的研究成果。
這個時代的唐甄，和歷史上有些偏了
歷史上的唐甄，和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并稱“明末清初四大思想啟蒙家”，主要成果是在哲學和文學思想方面。
但在這個時代，由于朱由榔鼓勵新學，而唐甄本就思想較為激進（代表思想，批判君權天授，主張人權平等），于是逐漸就轉變為了一個社會經濟學家。
當然，不同于那些坐在書齋里空想的“理學大家”們，唐甄在進士及第后，先后在財部，銀行，市舶司和地方邊緣府縣系統干了幾年。
對如今大明的經濟狀況有了一個具體認識
這篇《經濟法論》，是他在山西長治縣知縣任上寫的
在文中，唐甄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
即大明如今的經濟改革陷入了這樣一個瓶頸
表面上看，這一瓶頸，是以進出口的極端不平衡，和手工業生產外向，導致的通貨膨脹。
但更深入的分析，為什么國內的市場培育如此緩慢，難以承擔大任呢？
唐甄和朱由榔這個接受過后世基本政治經濟常識教育的天子，達成了共識。
這是傳統的小農經濟模式內斂型導致的
可有關如何解決，或者說讓小農經濟有序解體的方法上，唐甄提到了非常有意思，卻擊中關鍵的一點。
那便是經濟法規范
過去，商業作為意識形態中，最為低下的存在，事實上，是處于一種“大而無律”的狀態。
簡單來說，過去萬歷以來的袞袞諸公，看起來口中一個個“重義輕利”，但事實上，商業規模在明中后期是在快速擴張的。
也就是說，商業處于一種“大家都知道這玩意很龐大、重要，在國內影響力很大，但嘴上卻都說不值一提”的東西。
而體現在實踐上
大明國內的工商業發展，規模龐大，卻極度扭曲，歸根到底，因為沒有一條法律明定的“界限”。
大家為什么熱衷于出口，而忽略國內市場？
因為國內市場不穩定啊！
在這年頭，一個商人在異地行商，誰能保證不會被當地士紳官員，一個“義利之爭”給吞了？
如果和地方地主士紳、官僚發生沖突，有申訴的地方嗎？人家聽你申訴嗎？
說句不好聽的，人家提審官員，要是敢判你贏，在文人士大夫圈子里還混不混了？
這一觀點，用朱由榔理解的話來說就是：
大明已經發生的資本主義萌芽，卻運行在一個封建法制體系當中，沒有相關的資產階級司法體制和所有權來保護，也就是落后的上層建筑阻礙了先進生產力的發展。
當然，這也是朱由榔存在的意義
拿破侖之于歐洲，之于人類，其貢獻不在于征服了多少土地，而在于《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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