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求立儲的奏章，只是短短兩三日間，就掀起了滔天巨浪
很快就有超過百名官員上書附和，但也有許多人彈劾王琦妄言天家事，又離間之嫌，請論罪處死。
無論是哪一種論調，毫無疑問，都是把原本各自默契的事情，擺在了臺面上。
但朱由榔卻是一律留中不發
而處于輿論風暴中心的皇長子朱慈煊，倒是有了動作，額，十二歲的他上中學了。
只是這已經表明了天子的態度，畢竟太子是不能和平常人一樣去學校讀書的，而且江寧中學還是寄宿制的學校。
可這并不能讓某些人偃旗息鼓，又過了數日，隨著西北戰場的許多消息傳回，很多戰爭中的細節都為人所知。
朱由榔欽旨，加封張煌言甘國公，王愬敦煌郡公，岳鎮邦富平侯。
但張煌言主動辭去的爵位，因為他雖然帶兵，卻是一向以文臣自居，不愿受勛貴之賞，最后朱由榔只得蔭其子為侯。
其余諸將，均有封賞，朝中軍事勛貴們，再一次分到了羹，力量進一步擴大，有好幾家都因為子弟建功，得蔭一代襲爵不減等。
這更加激起了某些人的緊張
不難想象，隨著天子的政治宏圖繼續實施下去，朝中左有軍事貴族集團，右有新興資本集團，兩者媾和，加上皇權的法理支撐，一個徹底把他們踢開的政權模式就誕生了。
在朱由榔看來，這是二元君主立憲制的必由之路，算是君主制國家現代化最體面的一種方式了。
但舊官僚們不會坐視這樣的事情理所當然發生，輿論攻擊的對象很快就不止于立儲問題，西征軍在西域的軍紀問題，也被人彈劾。
其中以黑水營被非議最重，先后多次在阿克蘇、于闐等地有搶掠行為，甚至黑水河畔時，未必沒有“吃人”行徑。
尤其王愬的身份也很敏感，作為外戚，面對朝臣攻訐，天然就是底氣不足的。
可朱由榔依舊恍若未聞，先是準張煌言所奏，在西域新設經略司
至于名號，天子以“天西故地，本中國舊土，昔漢設長史，唐立都護，今以故土新歸，名曰新疆”，設新疆經略使司，改任張煌言為首任新疆經略使，王愬為副使。
僧格被擊潰后，朝著哈薩克方向逃竄，新疆經略司的第一個任務就是繼續追擊被擊潰后，西逃的僧格余黨，還有滿清余孽。
并掃清天山以北的全部衛拉特蒙古部落
與此同時，在京中風雨日漸濃厚的情況下，朱由榔下旨，自己要北巡。
這次北巡還是和上次一樣固定的路線，經由運河北上，自徐州到北京然后由山西大同、太原南下河南，再經由陜西，只是唯一不同的，此番朱由榔還要去四川一趟。
最后從四川東轉，自湖廣、江西歸南京
整個過程少說也得半年以上，但卻并不讓人驚訝，因為這其實是五年前就定好的。
當時光烈八年，朱由榔第一次北巡，在北京時就定下的制度，但凡后世皇帝，每五年必須北巡一次，若身體不便，也需令太子代行。
只是這次朱由榔北巡的陣仗實在是有些大，幾乎囊括了全國三分之二的省份。
并且，朱由榔明令無需首相隨行，首相陳子壯留守南京，最受信重的張同敞也沒有帶。
只帶了武英殿大學士堵胤錫，并七部三院（理藩院、樞密院、都察院）各一侍郎、僉都御史，還有中書署的中書侍郎。
除了官員以外，倒是專門把皇后帶上了，結合事前將朱慈煊送進了寄宿學校，倒頗有些兩夫妻把孩子丟學校，自己跑出去旅游的架勢。
南京城內，一開始的還以為天子這是被輿論搞得不堪其擾，出去躲清閑了。
畢竟這種事在大明皇帝里面并不少見，只是那些個皇帝只能窩在北京，沒辦法像這位一樣出京快活。
但他們很快就明白，為什么朱由榔讓宰執們留守南京了。
躲清閑倒是真的，只是并非因為受了那些個窮酸們的所謂輿論。
而是因為接下來發生的事情，要在朝中引發巨大政潮，他出巡一則是不受紛擾，靜觀其變好引蛇出洞。
二則嘛，也是因為自己太久沒有領兵和到地方巡視，這關鍵時刻，當然是要牢牢掌握邊疆軍務的。
故而，很多人都沒有注意的是，天子出巡的前兩日，樞密使李定國率先一步出京，前往江北大營校閱御前中、左、后三軍演習。
鄭成功命東海艦隊在寧波、福州一線演習屯駐
光烈十三年，十一月十五，天子北巡
次日，內閣經由通政司，向百官公示了朱由榔留下供群臣討論的一封奏章
并非來自朝中官僚，而是翰林院院士黃宗羲
《請廢奴籍諸議疏》
請求廢除自元代就開始施行的奴籍政策，將全國男女奴仆歸還自由，至此以后，主家與仆人必須簽訂勞動協議，作為平等的雙方進行雇傭勞動，主家不得以任何形式限制其人身自由，進行任何形式的私刑。
奴籍百姓回歸民籍，享有一切平等公民權利。
要知道，在整個大明境內，奴籍人口僅僅是在冊的就有數百萬，加上未登記的，恐怕有千萬之數。
尤其是在江南，但凡大戶人家，多有蓄奴，有些為了掩人耳目，便以“義子、義女”之名收納。
從嘉靖以來，江南奴變不絕，隨著土地兼并加深，越來越多民戶破產，地主豪紳們先是兼并人家的土地，然后再將其收納為奴，一旦為奴，就失去了官府的法律庇護，無法參加科舉，任憑主家處置，世代永無出頭之日。
豪紳地主在自己的莊園上，能夠對奴仆、佃戶施行直接統治，是實際意義上的封建主、奴隸主，擁有獨立于官府之外的灰色司法權、行政權，這也就是為什么中國古代是“沒有封君的封建社會”。
而現在，朱由榔要給這從漢代開始發芽，在宋代就已經穩固的鐵壁銅墻上，狠狠砸上一錘！
大運河北面，徐州地界，圣駕巡幸至此，專門看望了徐州舊戰場，并祭拜埋葬于此的烈士陵墓。
與此同時，京中風暴愈演愈烈，《廢奴疏》所引發的爭論頃刻爆發，黃宗羲等革新派的彈藥還不止于此。顧炎武在《啟民報》上刊登雄文，建議朝廷開展二次度田，并加強《土地限購令》，“命天下之民，所田人不過五十頃，則國朝百年無兼并亡國之憂。”
其中，金陵大學政治系教授唐甄以追溯歷史的方式，陳述了廢除奴籍和限制兼并的必要性。
“昔者，漢不抑蓄奴，則有綠林、黃巾之禍；宋不制兼并，則有方臘、靖康之患。”
“何也？是以蓄奴則少民，民少則稅繁，稅繁則人困，人困則亡國。方有故宋億兆之賦，難供勵戰之卒，外無以御敵；后漢千萬之民，未有戡亂之蓄，內無以平亂。夫治國者，一曰廣民，二曰稅畝，故可言，并田者危國之稅畝、蓄奴者脅君之廣民，非禍及一府一縣，實竊國也！”
尤其是萬歷、崇禎以來的亡國之思，讓越來越多的進步知識分子意識到，“前明”之亡，不只是昏君奸臣，不只是外敵內患，更是一個似乎讓人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在起作用。
他們，已經走到了封建社會的歷史盡頭，摸到了那隱隱約約的門檻。
只是保守思潮的反擊力量，更加洶涌澎湃
曾經也是抗清英雄的陳子龍，或許可以為大明，為君父出生入死，毫無二話，但這并不意味著作為一個士大夫，他可以在自己的思想和信仰上讓步。
革新派以《啟民報》、《翰林學報》為主要根據地，而保守派則聚集于《寧報》、《蘇報》等影響力絲毫不讓的民間報紙。
陳子龍、吳偉業、龔鼎孽等儒學大家，也是寸步不讓
“故周文、武以定天下，周公制禮，而天下治，萬世垂范之業，何也？一曰上下，二曰尊卑。無上下之別，是以乾坤有倒置之憂，故而漢逢董、曹；鮮尊卑之序，是以孽庶犯人主之威，方有唐歷安、史。圣人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何以謂？各安其份，各司其職耳！今若奴婢能登于堂，庶孽得非分之望，他日臣下異念，令人君何處？”
“君明于上，制也；士大夫治于下，禮也，是以三代之業，八百載乃衰；若以上下顛倒，尊卑反序，言曰‘革新’，敢問秦未革新？隋未革新？能得五十春秋乎！”
可以說，他們的觀點雖然守舊，但卻也字字珠璣，切中要害，絕非空談，直接命中革新派的最大缺點。
改革現有制度，廢除延續千年的良賤秩序，不僅僅只是社會變革，也會讓舊有的尊卑秩序發生崩裂，等于是官方自己否定了兩百多年來自己一直宣傳的意識形態，是在威脅皇權和統治階級的合法性。
更誅心的是那句，你們說革新，敢問秦朝沒有革新嗎？隋朝沒有革新嗎？他們革新的結果是什么？因循舊制固然不美，但縱使再差，也有兩三百年國祚吧，貿然大刀闊斧改革，誰能保證不會“二世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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