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日，都察院監察御史上疏以妄言朝政，請緝拿金陵大學唐甄。
因為唐甄是革新派這邊聲音最大，卻沒有官身的。
雖然奏章還沒有遞到北巡的朱由榔那，就已經被南京留守的內閣宰相們否決。可這卻如同發令槍，瞬間激化了雙方矛盾。
論戰開始從理論交鋒，進入互相攻訐的階段
二十二日，吏部左侍郎彈劾應天巡撫陳子龍
二十三日，數百舉子、鄉紳叩闕承天門，言罷張同敞
當天下午，金陵大學政治系百余學子集會宣講，支持唐甄，被經學系學生沖擊。
二十四日，雙方首次在承天門外爆發了肢體沖突
二十五日，根據北巡的天子批復，黃宗羲《請廢奴疏》獲準，命內閣施行。
自光烈十四年起，全國境內漢籍在冊奴婢必須全部清退，各地不得有保留，愿意留下繼續在主家工作的，官府應出面撕毀身契，改為工契（勞動合同）。
除了奴籍，還有賤籍、醫、商、匠、卜、陰陽等，均不再設單獨戶籍，加上早就廢除的軍籍，各籍百姓，允許自由從事職業。
戶籍制度被精簡為官、市、民三種，按現在的標準，也就是事業編制、城市居民和農業居民三種。
而且其中官籍只是臨時戶口，只有官吏在任時便于管理統一登記，如果退休致仕，或是其他原因離職，均不保留，且不能繼承。
至于市籍、農籍之分，這是為了區分土地所有關系，畢竟城市居民不靠土地吃飯，稅收方面有所不同。兩者可以互相轉換，主要是看其人常住地，
廢除縣、府兩級的路引制度，只保留跨省需出具身份證明，出關須獲得官府準許。
自新年元旦開始，官府不再承認一切形式的紅、白身契合法性。
此前簽訂的，一律作廢，此后不得簽訂，否則將按照新行《民律》，論買賣人丁罪，罰五百至三千元不等，若有強制手段，則可以《刑律》處刑。
是的，自光烈十四年起，醞釀了兩年的《大明律》修訂案，《民律》、《刑律》兩部將試行。
同時發生的，還有隨著光烈十三年秋收結束，時隔十年，全國將進行第二次度田和人口統計。
這次，由于各戶籍的改革，人口數據肯定有極大變化，很多以前用各種形式隱匿的人口都將暴露出來。
全國將掀起清理隱戶的專門行動
而讓某些士紳們坐立不安的還不止于此
由于《民律》的施行，意味著原本得到官方默許的“鄉紳自治”制度將被取締，地方士紳不得以任何形式，施行任何與審判、處罰和對鄉民的強制集資行為。
而是由縣一級官府設立的鎮鄉、村兩級行政單位代替鄉紳自治，過去大明也有基層行政單位，但基本都被當地鄉紳大族架空，為了防范這一現象，又規定鄉鎮一級長吏不得由本鄉鎮人氏擔任。
這種律法對于基層的深入掌控，上一次還是在秦朝。
除此之外，還有針對土地兼并的進一步限制，按照新行《民律》，官府分配土地的屯田戶所屬田地，二十年內不得買賣轉移。關內十三個布政使司以及南北兩直隸境內，個人所屬耕地，不得超過三百頃（關外、中南半島、南洋地區不在此列）。
關內土地交易，數額超過百畝的，需繳納交易稅五到二十倍的兼購稅。
十二月初八，改革消息傳到蘇州府，激起鄉紳抗議，兩百多人聚集府衙請命，超過五百人在知府出行時圍堵進諫。
時任蘇州知府鄭康元本來是軍中將佐，軍山湖之戰后重傷退役，轉為文職，哪里受得了這個鳥氣，動員府治縣屬民兵，抓了近百人，期間爆發肢體沖突，重傷數人。
十天后，離蘇州不遠的松江府已經開始了新一輪度田工作，開始有士紳武力抗拒。
矛盾從南京向外延伸，只是月余時間，就延伸到了整個江南，進而向全國進展。
與以往不同，在這一次政治風暴中，不再是衙門單獨推行，朱由榔不再是孤軍奮戰。
被解放的奴籍、賤籍百姓，在制度改革中獲得發展空間的新興資本家、新官僚們，剛剛萌芽，正在茁壯成長的城鎮工人，成為了自己的急先鋒。
僅僅是應天府，在光烈十四年元旦以后的十五天內，就有奴籍民眾主動舉報的藏匿人口，私自蓄奴，違法私刑、集資等案件五百余起。
大多數鄉紳們不敢直接和官府對抗，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對上，他們通過收買府縣官僚，只是讓自家奴婢和佃農在戶籍上更改，但卻事實上不放人，對下，他們以更嚴厲的手段封鎖消息，禁止奴仆交流串聯，維持統治。
但有些東西，只要開了口子，就再也不可能被按住了。
當越來越多的奴籍百姓看到周邊，或是親戚，或是鄉鄰家發生的變化，怎么可能還靜得下來，心安理得的被控制。
若是換在天啟崇禎時期，或許給大戶人家當佃農、奴仆也不算什么壞事。但現在，朝廷免費在北面募民屯田，還分給種子、農具、耕牛，沿海、沿江發達的工商業所帶來的旺盛用工需求，只要有人身自由，還真就不缺飯吃！
有些縣份上，甚至出現了不止個例的奴籍民眾將違反法令的士紳捆綁送到官府法辦。
在一些士紳大族根深蒂固，連當地官府都被完全滲透掌握的地方，佃戶和奴婢們得不到衙門的支持，反而被士紳官府聯合彈壓，干脆拿起武器，與之沖突。
嚴重的，直接演變為波及數縣的內戰！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光烈十四年二月，來自北京的天子指示到達，要求都察院、吏部臨時組織巡視組，在全國范圍內的矛盾重點地區稽查督導。
這已經不再只是改革，這是一場自上而下傳達，又自下而上反應的全面社會運動！
斗爭不僅僅是在基層，在朝廷內部也在進行，原本在抗清戰爭時期，出于“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大量革新運動的對立面，也處于官僚系統當中。
從光烈十四年初，到“北京旨意”要求稽查各地廢奴、度田、改籍工作要求到達南京的兩個月，南京各京畿衙門主動或被動撤職、辭職超過一千人。
浙江、南直、福建等重災區，有的府縣，被徹查待辦的官吏超過了當地衙門的一半。
四月，朱由榔祭拜十三陵后巡視山海關，浙江金華府爆發了新法施行以來最嚴重的沖突事件。
金華知府對朝廷政令陽奉陰違，延緩執行政令，都察院副都御使常延齡帶隊的巡視組進駐杭州后，派出都察院官員入駐金華，結果被金華知府和當地士紳聯手收買，并未上報。
但沒想到的是，當地豪紳吳氏家中一名女婢碰巧聽聞，主動逃竄，前往杭州揭發。
常延齡聞訊十分重視，要求隔日問詢這名女婢，可當天夜里女婢突發疾病，死于錢塘縣縣衙。
常延齡大怒，杭州通判、錢塘縣令革職待審。
當即上書給南京，請樞密院派兵協助，然后親自趕往金華府。
兩日后派往金華東陽縣的工作隊，遭遇東陽“民變”，十一人慘死。
金華知府、都察院浙江道監察御史被革職審問，牽連出二品大員浙江布政使李若星、吏部郎中周義成等人。
金華抗法勢頭愈演愈烈，但當地奴籍百姓的抗爭行為也此起彼伏，四月二十四，在李定國批復下，御前左軍第二師第二協進駐金華。
士紳和奴婢之間的械斗和內戰迅速從浙江延伸到福建、江西、廣東，最大規模超過萬人，死傷近千。
五月初，福建建寧府出現第一例派駐軍官被賄賂收買的事例，涉案營將甚至還是西軍時期就跟隨被李定國的士卒，被他親自下令梟首，懸頭于建寧城門。
五月中，正在南昌閑居的前內閣宰相、文華殿大學士姜曰廣親屬涉案，姜曰廣向南京和北京分別上疏請罪，圣諭奪太子太傅銜。
現御前右軍總兵，桂陽侯馬騰云涉案，奪爵，降為三品散階昭勇將軍。
同月，浙江布政使、吏部郎中流呂宋島，金華知府、杭州通判、錢塘知縣等一百三十七人論死，其下一千四百余人論刑。
這只是官員的處置，而那些抗法士紳們，就更為嚴重了，當然，大多數還等不到衙門來處置，許多都已經被暴動奴婢自己給“解決”了。
運動一直持續到光烈十四年中，才逐漸開始降溫，隨著軍隊的入駐，地方秩序重建。
六月，朱由榔抵達大同府，并下詔命山西、北直邊軍隨駕，向北越過長城，前往漠南，詔安北都督張名振和留守太原的李來亨覲見。
而一見到二人，朱由榔就表明的自己來意
要征討漠北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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