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肇慶，朱由榔四處巡視了一個月，到處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跡。
曾經南遷朝廷軍工生產中心佛山鎮，現在已經逐漸成長為每年出鐵一千萬斤的煤鐵重鎮。只是隨著軍事工業向北轉移，佛山現在更多的是進行民用產品生產，比如農具、鐵鍋等等，由于品質優良，遠銷海內外。
一批兩廣的實業資本家們，已經將生意延伸到印度和中東，那邊的冶鐵技術遠不如大明，故而產品雖然昂貴，卻也不乏銷路。
而安南戰役結束后，東亞地區最優質的煤礦之一，越南的鴻基煤礦，也進入了明廷的勢力范圍，通過海運運到佛山也就是兩三日功夫。
而像佛山這樣的冶鐵重鎮，現在大明還有四個，湖廣的大冶、應天的馬鞍山、四川臨邛、山西太原。
加上各類中小鐵礦，目前大明每年冶鐵量，僅是官營企業，就將近五千萬斤，而民營企業的產量，大概是這個數字的兩倍以上。
也就是說大明每年的產鐵量已經超過了十萬噸。要知道，英國工業革命初期，鋼鐵產量也不過十五萬噸，這個時代，英國每年冶鐵怕也就萬噸左右，而明朝初期，洪武年間每年冶鐵量也只有萬噸左右。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大明已經進入了工業革命，畢竟中國的人口、土地、礦產豐富程度，本來就是英國的十倍以上。
所以朱由榔最看重的不是產鐵量，而是這個數字背后的意義
鋼鐵不是憑空誕生的，年產十萬噸的背后，意味著多少官營、民營企業的出現，多少工人數量的增長，實業和金融資本的茁壯成長。
這些，才是工業革命爆發的先決條件。
看完佛山之后，朱由榔又前往廣州市舶司，那里，聽說正在效仿同時期已經出現了的荷蘭阿姆斯特丹，建立證券交易所。
但工作很不順利，不得不說，主政官員思想還是很開放大膽的，兩廣、福建地區出身的官吏，和他們這里的商人一樣，善于接受新興事物。
可大明和荷蘭的情況到底有所不同，荷蘭在建立證券交易所之前，民間已經有大量的股份交易作為基礎了。而現在的大明，由于經濟體量過于龐大，相較之，經濟活動的密度也就小得多，反而條件不充分。
對此朱由榔鼓勵了嘗試的官員，不必急于一時，國內資本市場的規范和成長，至少還需要一二十年的時間，一步一個腳印，先把市舶司的土地買賣和房地產投資問題規范起來。
可以說，廣東一行，讓朱由榔原本蕭索和迷茫的內心，突然振奮了起來。
在新法頒布以后，廣東沿海，是南方受沖擊最小的地區。
蓋因這里從光烈初年，就已經逐漸進入經濟轉型，經過十四五年，舊貌換新顏。
越來越多的工廠、企業，拔地而起。僅廣州一府，企業注冊數就超過了四千，務工人數超過二十萬。
如果放眼整個廣東，這個數字大概還要增長兩倍。
而最讓朱由榔驚喜的，還是在廣州府的另一項發現。
這還是朱由榔讓隨行的中書署官吏，去鄉間調查尋訪發現的。
由于整個廣東，大量青壯勞動力向沿海聚集，參與工商業生產，導致許多土地空余拋閑。
而就在這種背景下，一種完全基于民間自發的，嶄新農業生產模式誕生了。
進城務工的農民，依然保留著自己的土地，但他們卻沒法耕種。于是乎，務工農戶就和留鄉農戶達成了契約。
務工農戶將自家土地折為股本，留鄉農戶則將農具、耕牛折為股本，雙方共同在官府登記，成立企業。
務工者把土地留在鄉里，由企業統一耕作，每年產糧按股本分配給各家農戶。而雇傭耕種的農民，則按照經營成本發放工資，如果有用到農具和耕牛的，按股本折算。
也就是說，這時候，在這種“農業合作社”形式下，種地的農民從佃戶和自耕農，變成了股東和農業工人。
務工百姓從沿海城市所獲得的的財富，又可以以股份增持的方法投資反哺到家鄉的合作公司當中。
當然，這和后世建國早期的農業合作社不是一回事，財產并不是集體所有的，而是按照股份分配，遵從的也是市場規律，而非計劃經濟，反而恰恰是私人資本發展的形式，類似于新世紀的農村信用社或者農墾公司。
真正具有重大意義的關鍵在于，在這樣的整個農業生產過程中
原本的地主-佃農模式被打破了，封建土地主被排斥在外。至于在廣州，更多的不是排斥，而是這些地主已經在工商業浪潮中，轉化為資本投資者。
農民通過經濟上的自我合作，完成了農業生產資料的整合，從而變成一個有力的市場主體，參與競爭。
而這整個過程中，沒有來自朱由榔的“高瞻遠矚”，沒有來自中央或者地方衙門的引導或者干涉。
全部，都是當地百姓，在沿海工商業市場化浪潮中，自己摸索、探尋，最后實踐出來的方法、道路。
僅在廣州一府，這種形式的農業企業，就多達兩百余，其中少的有三四十戶，多的有六七百戶。
新的農業生產秩序，解放了大量小農經濟下，被束縛在土地上的勞動力。
其實從宋代以后，我國就逐漸進入了地少人多的狀態。而明代以后，隨著作物引進和農業技術進步，農業人口事實上已經開始過剩。
如果不加以改變，最后就會變成清朝那樣，糧食產量、人口激增，卻反而導致人民的普遍貧困。
朱由榔對于廣東的改變嘆為觀止，商業契約與合同已經深入到千家萬戶，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去年一年，《民律》施行以后，全國的民事案件，三分之一都發生在廣東。
這并不是因為廣東治安不好，而是因為過去廣東的經濟司法氛圍，更加濃郁。
過去諸如合同分歧，貸還款延期，股份、財產、期貨談判之類的事情，還沒有多少人認為，這是應該通過國家司法程序進行公證和申訴的。
而廣東最先邁出了這一步
也正因為如此，廣東本地出現了大量的，不以考功名為目的，主動考入中小學學習的讀書人。
他們不是為了做官，而是為了學習律法，從而成為訟師（律師），或者工商企業的司法代表。
過去，封建時代的朝廷官員，總是以“少訟、無訟”為榮，認為一個地方的老百姓喜歡打官司，是道德敗壞的體現。
比如江西人喜歡打官司，就被官場中儒家士大夫們認為是“奸民”。
但事實上，將分歧付諸司法，敢于，善于用法律武器界定經濟社會生活，才是近代化的標志。實際上，越“好訟”的地方，商業經濟也往往越發達。
朱由榔的振奮之處，也就來源于此
過去，他在南京，在江浙，雖然奮發改革，但總是能感覺到那幾千年積弊所帶來的的歷史必然性，宛若銅墻鐵壁般矗立在那里，讓人望而生畏。
而現在，他卻在廣州感覺到了另一種“歷史必然性”。
人民并不愚昧，也許在某個歷史的岔路口，他們需要少數人為他們撬動軌道，但當選擇擺在面前時，他們知道哪個是好，哪個是壞。
不只是他朱由榔喚醒了他們，他們也在選擇自己。
那些被波及的既得利益者固然不會善罷甘休，可這些已經追上浩浩歷史洪流的人們，難道就會束手就擒嗎？
不會的，他會思考，他們會探索，人民的未來由他們自己決定。自己也需是第一個打開門的人，但絕對不是最后一個跨過門檻的人！
正是神都有事時，又來南國踏芳枝。
青松怒向蒼天發，敗葉紛隨碧水馳。
一陣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
憑欄靜聽瀟瀟雨，故國人民有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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