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外，號外，川陜光復！”
“吳三桂身死，川陜光復！”
南京街頭，報童揚起手中最新刊印的報紙，口中大聲叫賣。
街旁酒肆茶館里，不少人都會叫住，買一份看看。
如今的南京士民，已經習慣報紙這新鮮玩意的存在了，尤其是皇室和翰林院主辦的《啟民報》，朝廷和內閣通過的最新法令，都會在上面告知。
故而很多商賈、士人都非常關注，對于士子而言，現在大明的取士制度變革很大，不是只有科舉進士一條出路，哪里又招官吏人手，都是機會。
比如之前市舶司擴建，就擴招了七百多士子，不少秀才、舉人乃至于童生，只要能通過考核，也能穿上官袍，吃上皇糧。
而對于商賈而言，朝廷的政策，往往就是商機。
比如前幾日刊登的《民屯令》和《民墾令》，就讓許多商賈看到了商機，隨著移民入川和分田民屯工作的進行，整個長江以南，短時間內，就要多出一兩千萬的自耕農。
這些新出現的自耕農家庭，大多原本都是佃農、雇工，獲得自己的土地后，對于鐵制農具的需求肯定也會擴大。
所以大量商賈云集廣東、湖廣等產鐵、冶鐵、制鐵重鎮，投資擴建生產規模，搶占市場。
小農經濟看似自給自足，沒有資本市場切入的空間，但其實并非沒有突破口。
這個突破口就是手工業品。
歷史上，鴉片戰爭以后，歐洲就是利用工業規模生產對手工業品的壓倒優勢，切入占領中國市場。
眼下，大明有資本色彩的工業區主要分布在三個地方，其一是環廣州的珠江口工業區，包括佛山、東莞、香山等地，主要以冶鐵、制鐵和部分陶瓷工業為主。
其二是湖廣至江西、南直沿江地區，長江中段工業區，主要圍繞大冶鐵礦展開，以軍事工業為主，還有部分紡織、被服廠，隨著統治中心向南京轉移，許多肇慶、佛山周圍的軍事工廠都逐漸遷移到長江南岸。
廣東的工業結構，軍事色彩逐漸減退，而民營商業工廠填補空白，走向經濟繁榮。
其三就是浙直工業區，以南京、蘇州、常州、松江、杭州等傳統手工業基地為核心，除了少部分軍事工業外，主要以民營輕工業為主。
尤其是紡織業，短短半年多時間，由于朝廷政策的寬松，松江等府的紡織業大為擴張。
酒肆食客們看著報紙倒也沒什么太多驚喜，早在前日，從四川遠道而來的報捷騎士，沖入城內，一邊跑，一邊喊，便讓全城皆知。
城中群情沸騰，不少川籍、陜籍商賈士子在門前點起鞭炮，噼里啪啦的響了一天。
對于朝廷而言，收復川陜，是日后北伐策略的重要一環，而對于普通士民而言，則意味著心理上的很大變化。
在此之前，明軍光復江南以后，一方面意味著大明從瀕臨滅亡（準確來說是已經滅亡）的境地重新拉了回來，至少可以和北面分庭抗禮。
但另一方面，也導致“偏安”思潮的流行，尤其是許多江南文人，對于北伐收復中原缺乏支持，甚至反對，害怕到時候連眼前的形勢都會喪失。
畢竟自古以來，南方統一北方的案例實在是罕見。
很多人心中，現在的朝廷更類似于東晉、南宋那般局勢。
但好在這種思潮還沒有廣泛傳播，畢竟明朝不是宋朝，社會的整體風貌大不相同，體現在文化和意識形態上，就是年輕士人大多比較激進，誰要是敢明面上談什么“偏安”，估計房子都要被人點了。
這次川陜大捷，可謂一針強心劑，陜西已經屬于北方了，拿下川陜，就意味著光烈朝已經不完全是一個偏安的南方政權了，徹底將社會中“分江淮而治”的思想滌蕩干凈。
不過對于看報紙的商人而言，他們更在乎內閣剛剛發布的另一條法令。
月初，隨著度田初步完成，江南士紳集團利益受到沉重打擊后，朱由榔終于在“大棒”之后，拿出了“胡蘿卜”。
內閣正式頒布新的《行社法》
新法規定，凡經營規模達百兩以上，人數五人以上的商業組織，需在府衙報備，發放行社牌照，確定股權關系，成為官方認可的商社、商行。
這看似是在給商人增加麻煩，但事實上，背后配套的政策卻不止如此。
確立商業行社制度后，首先是廢除了過去的貢調制，也就是在過去，由于明代嚴苛的戶籍政策，從事工商業的匠戶、商戶，社會地位極低，還要負擔每年宮中固定的“貢調”。
是的，從法理上說，商稅是歸屬皇室內帑（皇帝的私人財產）的，而匠戶則需要每年向皇室進貢手工業品。
朱由榔廢除了貢品制度，哪怕是皇家，想要吃穿，也必須花錢向民間平價購買，這極大限制了皇室斂財的能力，老百姓沒有“養爹”的義務。
其次，在限制了士紳階層進行土地投機后，卻鼓勵他們參與市場行為，投資商鋪、廠房、海貿等等。成立行社后，原本松散的商人，可以形成一個法權主體，也就是所謂的“公司”，來進行市場行為。
朱由榔始終認為，要改革，首先就要從自己改起，一方面鼓勵別人搞投資，讓別人進步，另一方面皇室自己都還用封建地主那一套，未免太過虛偽。
除了宮殿和園林外，皇室不得占有任何生產性土地財產，不得參與土地投機，但可以進行資本投資。
朱由榔將商稅從內帑重新劃歸國庫，但卻保留了百分之十，每年商稅會有一成上交內帑。
這倒不是朱由榔舍不得，對于他這種地步的君主，內帑沒有任何意義，他真想用錢，直接從國庫拿，滿朝文武攔得住嗎？
哪怕對于后世君王而言，整個皇宮，撐死千把號人，能有多大開銷？
除非學嘉靖那種，沉迷煉丹修仙，大興土木，這種君王，縱容他才是民族和百姓之禍。
朱由榔留下這一筆商稅，是為了更大的目的——教育普及。
是的，他想以皇室的名義，把這筆錢拿出來，搞義務教育，如果能夠成功，不僅對于國家和民族而言，是一件千古幸事，對于皇室而言，這也是一筆無形的財富。
歷史上，隨著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發展，不少皇室君主被推上了斷頭臺，一戰后，各國民主思潮風起云涌，歐洲無數皇室和國王的桂冠落地，如俄國沙皇，直接被全家突突了。
而德國皇室卻是一個例外，雖然在戰后十一月革命浪潮下，被迫退位，但德國皇室卻依舊在德國社會中享有廣泛聲譽，免于清算，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德國皇室是德意志近代化的主要推動者之一。
當年，普魯士是全世界最早進行義務教育的國家，普魯士國王威廉三世甚至將王宮讓了出來，交給洪堡大學做校舍。
那時候的普魯士，才剛剛被拿破侖擊敗，割地賠款，只剩下四個省，還要向法國支付1.5億法郎賠償。
可在這種情況下，威廉三世堅持要搞義務教育，拿出王室最后一點家底，將王宮讓了出去，全國上下勒緊褲腰帶，讓每一個孩子走上小學課堂。
他對自己的大臣說
“這個國家必須以精神力量來彌補軀體的損失。正是由于窮國，所以要辦教育。我從未聽過一個國家辦教育辦窮了，辦亡國了。”
直到1846年，也就是清朝剛剛結束第一次鴉片戰爭的道光年間，普魯士全國適齡兒童入學率，是百分之八十二。
全國八成以上人口都接受過小學以上教育，這是什么概念？
我國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才能達到這個標準。
如果能以皇室力量，向普魯士王室那樣完成這一偉業，朱由榔甚至都不奢求八成，只要五成以上。
無論日后政治局勢如何發展，甚至真有不開眼的子孫后代胡作非為，只要遍布全國，冠以皇家之名的小學堂還在，這都是大明皇室的一道免死金牌。
一旦有了這個想法，朱由榔心中就久久無法平靜，在他看來，這是比什么封狼居胥、飲馬翰海偉大不知多少倍的功業。
這對于整個國家的近現代化，將是何其磅礴的推動力。
正如普魯士元帥毛奇，在普法戰爭勝利后說的那樣
“普魯士的勝局是在小學教師的講臺上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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