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眾基本敲定的決策當中，明軍未來的制度架構被基本敲定下來。
整個決策過程稱不上朱由榔一個人獨斷專行，但在征詢意見的過程中，都只是直接寫信向北京的宰輔以及軍中將帥，單獨問對。
按照朱由榔在肇慶時期就建立起的某種“潛規則”，軍中那二三十個主要將領，和朝中尚書以上的部門領導們，和朱由榔本人之間，都是有著在朝廷旨意文書之外，只由中書科接手的私人信函。
這就是所謂“威望”帶來的特殊權利了。
有句話說得好，“明君是革命的最大障礙”。
這些私人信函看似不具有任何政治效益，但對于一個君主制國家，君主又在一系列政治運動中，取得了超然的權威，那么他說的每一句話，哪怕沒有什么宰輔簽章，哪怕沒有蓋上國璽，哪怕只是幾張草紙上的只言片語，本身都能擁有至高無上的驅動力。
這也正如南京城那些在理學體系開始逐漸解體后，新興的各流派學社中，所公認的那樣。
黃宗羲就極為一針見血的指出
當今天子所作所為，不是在限制自己的權力，而是在限制后人的權力，不是在為現在做準備，而是在為身后事做準備。
事實上，朱由榔本人，通過這種取巧的方式，直接繞過與宰輔的討論，來敲定防務改革事宜，倒不是說他害怕朝中大臣給自己出難題，或是認為對方會阻礙自己。
而是在逃避一些更為本質的沖突，以及延緩某些正在暗流涌動的政潮發生，算是在轉移注意力了。
朱由榔這人沒啥太大本事，但唯一值得慶幸的，是接受了十幾年的教科書體系粗糙灌輸的政治教育。
用他所了解的話來說，那便是，在北伐完成之前，對于自己麾下的整個政權而言，乃是民族矛盾大于階級矛盾，所以順軍、西軍，江南士紳，鄭氏海寇，兩廣官吏，等等八竿子打不著的利益集團，才能有限的結合在一起。
而現在外部戰爭的結束，并不能完全磨平內部的溝壑，許許多多曾經掩蓋在民族矛盾之下的利益沖突，正在集中涌現。
關于如何應對和處理這些事情，他自己也沒有太大頭緒。
比如，首都問題。
看似只是關于南京、北京之爭，其實背后遠不止如此。
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便是，南京或者說應天府本地士民，大都傾向于定都南京，但其他江南地區的士紳，卻又反而傾向于還都北京。
因為定都北京還是南京，根本不是問題的本質，問題的關鍵在于，是“還都”，還是“定都”。
再深入的說，過去，為了抗清，為了挽救危局，天子和當局所作的絕大部分決策，大家還是能報以某種容忍的。
但之后呢？過去那些“臥薪嘗膽”還作數嗎？
比如，士紳一體納糧，過去可以說是為了籌措軍餉，為了推動北伐，那現在又該如何？
政治上的問題，不是不同意就作數的，就算朱由榔再強硬，難道就能制止許多事情了嗎？收稅要派出官吏，而這個時代，絕大多數官吏，又是什么出身呢？當然，大可以用高壓政治，用鐵腕去鎮壓，但你又讓誰去做這些事情？不可能以后不收稅了吧？
哪怕是最忠誠的軍隊，自己同樣也有利益考量，這些軍中將帥，真如李定國那種有些“武穆遺風”的，又有幾人，對于更多的“北伐功臣”、“中興功臣”而言，他們出生入死，難道不就是理所應當要獲取政治特權，就應當高人一等嗎。
中書科之前就有所統計，早在東征勝利以后，中軍都督趙印選，先后在南直、廣東，購地過萬畝。
且不言錢是哪來的，軍中一些陋習，朱由榔也有耳聞，但這些事情，難道就只有趙印選一人嗎？這些，于北伐當中，完成了階級躍遷的功臣們，又心甘情愿納稅貢賦了？
當年朱元璋清肅官員，自然有極大的政治考量，但那些個淮西功臣們又哪里是冰清玉潔？
早在東征結束后，朱由榔就已經敏銳地察覺到
自己麾下這個看似無比忠誠的班子，事實上在迅速和既得利益集團媾和，迅速完成自身的“蛻化”。
可自己又能如何呢？怪他們做得不對？幾千年來，歷朝歷代難道不都是如此嗎！
都說漢光武如何如何中興，可誰又知道，光武帝臨死之時，卻只能嘆息“朕無益百姓”。
自己能說什么，告訴他們，這樣是不對的，否則早晚有一天，還會被另一個李自成、張獻忠推翻？
從光烈七年秋，到光烈八年春，一直到留在北方，朱由榔看了許多，也想了許多。
只覺得，自己眼前，明明是大好局勢，再也沒有什么危在旦夕的生死脅迫，卻反而步步維艱......
仿佛一個雜技演員般，手持平衡木，走在細細的鋼絲繩上
他可以選擇看不見，選擇“什么都不知道”，假裝忘記那滾滾而來的歷史潮流，忘記自己曾經所接受的教育、價值觀，忘記為了讓自己能夠活著站在這里，堯山、軍山湖那些血流成河的犧牲。
做一個真正的“光武帝”，做一個“時代局限性”下的封建皇帝。
好想改變了什么，但其實什么都沒有改變。
等自己死后，所遺留下的一切，都會在歷史沖刷下，毫無波瀾的消失。
說不定以后自己的兒子、孫子，大概會抱怨
“先帝總是喜歡搞這些有的沒的，管那些泥腿子干嘛？”
然后就像宋神宗、宋哲宗、雍正死后，元佑太后、乾隆所做的一樣，既然能穩固的統治下去，干嘛橫生變數？只要能維護我皇室的特權，能保證士紳們高高在上的姿態，享不盡的榮華富貴，什么民族、百姓，與我何干？
“六朝何事，自作門戶私計”
但，他不是忘不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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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布政使司，杭州府
新成立的南雷學社領頭人，黃宗羲，受邀前往杭州中學堂講學，同時也是為中學堂開學增增聲勢。
和新任浙江布政副使顧炎武親自陪同
黃宗羲雖然不是什么官員，但其名望卻也不凡，尤其是近幾年，很多理論、文章，還都得到了天子的親口贊賞，更具一種超然地位。
如果以后世的說法，此時的黃宗羲類似于光烈朝的“國家智庫大佬”。
此時顧炎武正在忙碌于浙江各府新建中學堂，二人交流的話題，也大多沒有脫離各地學堂建設的事情。
這件事當初在整個讀書人群體中，引起了軒然大波。
因為不同于以往皇帝那種鼓勵地方“教化百姓”的空話，那本朝天子，可是真的撥銀子，給各地官員下指標。
學堂規模，以每年二三百所的速度迅速擴張
此時，整個江南地區，皇家小學規模，已經達到一千二百余。
保證每個縣至少有一所，大縣有三四所也不見奇。
黃宗羲認為，天子如此重視教育，是在為未來子孫后代考慮，積累皇室聲譽。
但作為跟隨朱由榔也有好六七年了，較為了解這位皇帝作風的顧炎武卻提出了一個十分新穎的觀點。
他說，與其說天子是在為子孫后代考慮，不如說是在為自己的事業考慮。
他正色對黃宗羲道
“南雷先生，你看過那些學生的教材了嗎？看過他們的課程了嗎？”
“那你覺得，這些學子學成之后，有幾個，會變成食古不化的道德先生呢？”
“自古歷朝變法，多有因人而廢，所為者何？無非是后繼無人！”
“陛下，這是在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把自己的志向，以此等方式，傳與后人。”
黃宗羲又何嘗是蠢人，略作思考后，竟是頗為啞然。
就剛剛討論中，顧炎武所提及的，現在僅浙江一地，小學堂就超過三百所，中學堂也在迅速建立過程中。
每年能輸出數千乃至近萬讀書人。
這些人里，有的會成為日后的朝廷官吏，有的會變成社會各行業的精英，有的甚至會像他黃宗羲一樣，成為新一代學問大家。
而在某位“任性天子”不懈努力的灌輸下，這些未來大明的棟梁，又會是怎樣的思想與風氣？
朱由榔辦學，只讓內帑出資，就連教材的編寫刊印，也是由皇家署理的啟民書社進行，不讓朝廷官員插手。
真的只是為了皇室聲譽而已？
想到這里，黃宗羲不僅撫須搖頭苦笑，說了句傳出去恐怕十分大逆不道的話。
“陛下這哪里是在培養讀書人，陛下這是在給自己培養幾十上百萬的‘太子’啊！”
如果朱由榔本人若是再旁聽見，恐怕會嗤之以鼻，什么叫太子？這叫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顧炎武卻是不以為然，反而失笑道
“所以啊，朝中一直有人提，說是以皇長子之尊，放到那什么小學堂里，和眾多布衣之家的孩子摻和在一塊，實在不妥，當安置于東宮，聘請名師，悉心教導才是。”
“要我看，這才是陛下所忌諱的！如我猜得不差，日后皇長子恐怕不僅要讀小學，還要讀中學，唯獨不會在東宮安穩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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